联大岁月的学人风采

卢沟桥事变不久，丁则良经天津南下，途经南京时，为流亡学生起草了募捐宣传信。这通文言书启在闽籍高官中递经传阅，以其典雅流丽大得激赏而多有捐助。与他结伴南下的，有同乡挚友、清华地学系的王乃樑（后为著名地貌学家）。流亡途中，丁则良初识了后为妻子的李淑蓉。有一夜，小客栈房间不够，他与王乃樑对谈消夜，把仅有一间房让给了女生。被廊下的谈话深深吸引，李淑蓉也彻夜没睡。日后她向长子追述，正是那夜，“她意识到什么是志向与抱负，什么是智慧与风采”⁽¹⁷⁾。她对丁则良倾注了仰佩，后来升华为爱情。以才华与风采论，丁则良周围不乏钦慕的女性，据王永兴披露，西南联大期间，“则良在不稳定的爱情中，他选择对象很严，他的恋爱是先生坡聚会中话题之一。我们都希望他选得佳偶，果然，则良幸福了”⁽¹⁸⁾。交往八年，他最终选择了李淑蓉，1944年元旦，潘光旦做了他们的证婚人，此是后话。⁽¹⁹⁾

三校南迁，备极艰辛。那年10月，丁则良进入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继续学业。次年春天，战火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再度西迁。他选择了徒步入滇的最艰苦方式，并被委为“日记参谋”，记录每天行程和活动。这支以闻一多为首的近300人师生团队，历时68天，跋涉3000余里，4月末抵达昆明。丁则良将20万字的全程日记交给蒋梦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付印，但直至香港沦陷前迄未出版。在不知日记是否尚存天壤间后，他另写了《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对徒步入滇，他的最深感受或如其说：“忘记了自己，忘了周围，暗中赞叹着中国人的伟大。”⁽²⁰⁾

随后，丁则良进入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与他往还频密的有王永兴、王逊、程应镠、王勉、王佐良与许国璋等校内精英。王勉说，那时与丁则良“我们同住一处时，时见他与几位朋友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流亡歌曲，慷慨悲歌令人泪下”⁽²¹⁾。

其时，他正在史学名家张荫麟指导下研治宋史，很快完成了毕业论文《秦桧传考证》。8月，丁则良毕业，留任联大所属师范学院助教。据其弟回忆：“在中年教师中，他最佩服张荫麟先生，认为张先生思路敏捷，才华出众。”⁽²²⁾他显然想追随张荫麟，走研究宋史之路，在助教必要工作外，将时间几乎都用于宋史，前期论文也多与宋史有关。他写出了广受好评的《杯酒释兵权考》，明显有乃师《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的胎记。张荫麟后因婚变前往南迁遵义的浙大任教，但仍记挂着这位史学新秀。1941年2月5日，他致函云南大学李埏：“晤丁则良君，盼告知稿费已收到。日内另有书复之。”3月3日，再寄新作《宋太宗继统考实》给李埏，特别关照“阅毕请并附札转致丁则良君为盼”⁽²³⁾。次年，张荫麟不幸逝世，丁则良随即写了《追悼张荫麟先生》，感铭这位启引他学术路向的史学奇才。在张荫麟生前与身后，他也直率补正了导师的若干阙失，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理念。

就在那年毕业季，史学教授姚从吾致函傅斯年：“清华史系卒业较多，实以丁君则良为第一。彼同学舆论如此，寿民兄亦数以为言。”⁽²⁴⁾寿民是刘崇的字，他在1937年前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此信应是向主政史语所的傅斯年说项，请其特许丁则良入所任职或报考研究生。傅斯年8月27日即覆函他与钱穆说：“丁则良君昨亦来过。既经两先生称许，弟已商之寅恪、济之两兄。”鉴于抗战军兴，史语所疏散人员尚且未允全数返所，不便破例录用编外人员，而招考研究生也有规章限制，傅斯年动用可以支配的庚款余额，每月资助其30元，为期一年，但期间须在姚从吾等指导下专心读书及研究，不得兼任他事。⁽²⁵⁾从丁则良毕业后即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助教判断，他最终未接受这笔津贴，但此事也说明了诸多名家对他的垂青。

联大时期的丁则良，频频见诸顾颉刚等大师名家的日记书函，也足以掂出他的含金量。据顾颉刚记载，1938年10月24日，“丁则良、徐高阮来”；次年3月30日，“丁则良、（钱）宾四来”；8月18日，“丁则良与王君来”；8月31日，“写丁则良信”⁽²⁶⁾。据吴宓说，1942年2月16日，“丁则良来，久谈寅恪之生平及著作”⁽²⁷⁾，一个是陈寅恪的挚友，一个是陈寅恪的钦慕者，“久谈”印证了他们在话题上的投缘与契合。

1945年，雷海宗致函梅贻琦说：丁则良“对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学校皆可担任西史课程”；并进而提醒：“此种学生抗战以来已不可得，将来复校因中学退步及种种事实关系，亦非短期间能再养成如此根底坚实之学生。故少数此种人才，于可能范围内深值培养。目前丁君工作环境不佳，吾校致聘，对此可有补助。”⁽²⁸⁾丁则良虽留任师院史地系助教，先后教过中西两门通史，但或许待遇不高，1939年起，还兼任天祥中学文史课。1943年起，他出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但联大历史系却迟迟未向他敞开大门。或以雷海宗力荐，1945年暑假联大历史系正式聘他为专任讲师，与吴晗共开“史学名著选读”选修课，他讲授《资治通鉴》。

留任助教之初，丁则良仍去旁听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雷海宗的欧洲中古史、刘崇的欧洲19世纪史与葛邦福的希腊罗马史。他之所以旁听这些选修课，一个原因诚如其弟所说，他崇敬陈寅恪与雷海宗，“以为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和精通多种外语的史学大师”；另一原因是他已确立了今后治学应探究中西历史异同，有意在西方历史上下功夫。⁽²⁹⁾

丁则良在史学上初露头角，及至联大晚期，青年教师中已有“三良一樑”之美誉。“三良”指丁则良、王佐良与周一良，“一樑”即前文提及的王乃樑。四人之中，除丁则良外，其他三人后在各自领域里都成大家。当年与他交深情挚的同辈学友后来也多是名家翘楚，忆及彼时的丁则良，都是众口一词的推重与钦敬。程应镠说他“在同辈中是通古今中外的一个”⁽³⁰⁾。王永兴对其“绝世的才华”推崇备至，说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加之优良的史学、外语训练，天纵英才，是史学界难得的栋梁之才”⁽³¹⁾。王勉回忆，“与他谈话，使我惊叹他学识之渊博”，他翻译的英国作家赫德森散文《在克劳默海滩》，译笔之优美数十年后仍引起王勉无尽的怀思。⁽³²⁾与他同年毕业的何炳棣一向自视甚高，自认双方在方法与取向上最为相近，却衷心钦羡丁则良记忆力之好、悟性之高、学习语文之快、中文表达能力之强，学术及其他消息也比自己灵通，总“觉得自己几乎处处都比他要慢半步”⁽³³⁾。

在留校助教后到赴英留学前，丁则良除了发表史学专论，还刊发了为数不少的史学书评与随笔。⁽³⁴⁾他在1944年发表了《王道理想与实际政治》，以随笔形式纵论了中国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君权与相权，人治与法治，王道理想与师道及人才等问题的辩证关系，要言不烦，切中要害，所论虽是历史，关注的却是现实政治，最能体现其史学随笔的旨趣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