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的入世情怀
然而，丁则良决非沉溺书斋不问天下的学人，正如王勉所说，“在国家兴亡上他好像总是满腔热情，有时又忧愤痛苦”(35)。
助教期间，丁则良的好友徐高阮、王永兴、李宗瀛也都转入联大继续学业。程应镠与李宗瀛赁居的树勋巷五号，成为同学少年论学议政的别馆，丁则良也是座上常客，议政则“指点江山，品评人物”，“论学的一个中心，便是西方和中国历史的异同”(36)。这年11月，经徐高阮发起，丁则良与程应镠、王永兴、李宗瀛等联手创办了《大学论坛》。丁则良在第一期上“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37)。
1940年7月与9月，昆明广播电台两次招考国语报告员（播音员）与征集员（编辑），8月1日昆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成为轰动大后方文化宣传界的大事。丁则良既应募了征集员（还有其好友王勉与王逊），又担任了国语报告员（也包括挚友王乃樑与后为其妻的李淑蓉）(38)。抗战胜利以后，昆明广播电台为“适应建国需要，力求节目改进与充实”，增加了“学术讲座”节目，这年12月推出了节目改版两个月后的《学术讲座广播文集》，丁则良的《鸦片战争的背景》与贺麟的《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冯友兰的《战后中国的文化问题》、汤用彤的《唐僧取经》、冯至的《杜甫的精神》等名家文稿同时入选，足见丁则良在当时的影响与声望。
1943年，联大师生成立了“十一学会”，所以名为“十一”，是把“士”字拆开，表明那个时代忧心家国的知识人热衷于学人议政。当时入会的名教授有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雷海宗、朱自清、吴晗、闻家驷、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沈从文、陈铨、沈有鼎等，还有尚是学生后也成名的王瑶、季镇淮、何炳棣等。在发起人和策划人中，青年教师丁则良与王佐良起了关键作用，以致吴宓、王永兴等都戏称之“二良学会”。丁则良当时颇热衷于政治活动，据程应镠回忆，抗战最后两年间，“在政治上和我有关的人为闻一多、吴晗、丁则良、陆钦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则良的介绍，我和闻一多、吴晗认识，因此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丁则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园整理过图书。唐家花园是民盟一个集会的地方。那时，我和丁则良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39)。
除史学论文，联大时期的丁则良还频繁发表时评政论。他忧心家国，指点江山，许多看法即便今天看来，仍称得上思想深邃，见解卓异。当时，除了躲进象牙塔不问天下事的少数学者，他那代学人几乎都是自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对这类话题或多或少发表过一己之见。
丁则良发文的报刊很多，有的还以笔名刊发，倘无知情者回忆，即无人知晓，但岁月悠远，很多也湮没无闻。(40)据《丁则良文集》与网搜民国报刊，获知他在联大时期先后发表的时评政论如下（以下篇名后不括注刊名卷期诸文均已收入《丁则良文集》）：1940年有《关于教师思想问题》；1941年有《论自由与组织》（《今日评论》1941年第5卷第5期）；1943年有《缄默的尊严》、《鬼语录》、《忏悔录之一》（昆明《生活导报》第39期，1943年8月22日）、《近代化与现代化》、《论现实外交》（昆明《生活导报》第49期，1943年11月21日）、《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当代评论》第4卷第3期）与《现代政术论：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1944年有《欧洲的“中间地带”》（《当代评论》1944年第4卷第10期）、《中西进步观念之比较》；1945年有《中国人的外交能力》（1945年第20期《自由论坛》周刊）与《穷通之际：一个追求者的自白》（1945年第5卷第3期《自由论坛》）。抗战胜利以后，他先后在1947年1月1日《平明日报》刊出《在今天谁能使人执着而谦卑》，同年3月24日同报的《思想的放假》。从文题与内容看，丁则良所论都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公共话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知识人的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对此，丁则良明确主张：第一，所谓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就是每个人“必须具有怀疑古人，横扫一切标语口号教条权威的态度。必如此才有所谓时代的进步，有所谓‘青出于蓝’”，这也是每个人应该拥有与必须捍卫的，用他的话来说：“在思想的领域内，人人自有其最高的主权，人人都有维护这个主权的完整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在学术与教育上，国家与政党也不能干预这种主权。他指出：“在国家方在准备推行宪政该容许理性的发展，思想的自由，办教育的是为国人才而来，不是为党搜罗群众而来；是为研究学问，提高文化而来，不是为宣传主义而来；是为提供问题而来，不是为鼓吹结论而来。”(41)
其次是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出路。丁则良指出，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对此，他有概括的论述：
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的子孙，只有两件东西，应是他所认为最宝贵的：国家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国家的独立是一个民族延续生命的起码保障，文化的保存则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生长的具体证明。国家不独立，则政治的主权操在他人之手。政治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二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的独立可以说是文化的保存的一种起码的保障；文化的保存可以说是政治的独立所追求的最高的意义。(42)
这一认识大体不错，也是丁则良对中国成为“真正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理念。但在他看来：“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人民生活苦，而社会上仍有公平的国家。”(43)而相比美苏“已取得了世界上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领导地位”，中国“已失去政治独立与文化发展双方并进相辅相成的地位”(44)。
基于上述认知，丁则良对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国际政治中的应对之道自有筹箸之策。据他预判，二战结束后，第一等强且大的国家唯剩美、苏两国，“中国如果要求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则必须努力做到成为名实相符的第一等强国。论资源，论人力，论土地，我们都有资格做到这一步”(45)。但关键在于，相对于已取得世界上领导地位的美、苏，“中国大而不真强”(46)。这些判断也颇在理，但接下去，丁则良在选择方案上却出现了偏差。他虽然自认“在气质上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却坦承“现实的中国却永远惹动我的哀愁愤懑”(47)。如何解决当时中国的内外困境与将来中国的可行路径，丁则良的立足点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强调：包括中国在内，“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最大任务，首先便是本民族政治独立的维持。环境愈艰苦，政治独立愈不易，便应该愈决心、愈努力去维护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独立”。为实现他主张的“本民族政治独立”，丁则良竟然以二战中德国为例说：“为什么一个民族宁愿在本族的专制之下，不愿做外族的奴才，今天德国人民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忍受痛苦，前仆后继，恐怕可以从这点道理中找到一个解释。”(48)这就大错特错，也与他一贯主张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那么，丁则良在其应对之道中如何安顿自由与民主呢？为了实现本民族政治独立，他认为：“我们最需自由，也最需组织，易言之，即我们最需要民主，也最需要统一。因其需要民主，固当容不同之思想，提倡独立的精神，以比较代一尊，以讨论代专断，以会议代戈矛，以宽容代刑狱。因其需要统一，故当立统一之制度，收异形之武装，使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政府、一份法律，一种武力，一种币制。这两种情形，同为中国所急需，我们看不出统一与民主，有任何不可相容之点。”他的结论是：“军政统一与思想自由，才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思想自由所产生出来的统一政府才是能力最强的政府。”(49)
民族政治独立确是20世纪的世界主潮之一，近代中国的屈辱经历与孱弱处境让忧国救世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拥抱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从孙中山开始，民族主义思潮也一再被现代政党援为推波助澜的动力。丁则良与他那代激进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这样我们在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这两大问题上，才得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才有可能来做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50)丁则良主张“军政统一”的“一个政府”，在提出的当时也许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但随着国民政府在战后日渐失去号召力，他便把关注转向了与之角力的共产党政权。1948年，他在留英期间致函挚友说：“中国自强之机会，一一错过，乃至在美英藩篱下讨生活，于是民治之呼声大张。愚见以为所谓自由主义者皆误国有份之人，中国今后如有机会，必仍不能循西洋民治之路。”(51)据此似可推断，丁则良的思想转变起于抗战后期，在赴英留学时已坚确不移，其鼎革前后的政治表现足以从这一转变中获得有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