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然名家的第一代学人
属于第一代的海上学人有刘大杰、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顾廷龙、谭其骧、陈旭麓、谷超豪等。作为学习体会，数学家谷超豪那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焕发出革命青春》（1976年第1期），显然奉命配合当时“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不拟深论，其他学人之作都值得一说。
刘大杰在《批判》上有四篇文章，依次是《读〈红与黑〉》（1975年第1期）、《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1975年第8期）、《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1975年11期）与《韩愈与古文运动》（1976年第4期）。就刊出篇数言，虽不算最多，在第一代名家中却拔得头筹。
刘大杰以治中国文学史著称，首发的却是外国文学书评，但他早年颇有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论著行世，对此也就毋须怪讶。而强调《红与黑》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背景，也许才是这篇作品论的微言大义。其他三篇都是他1976年8月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相关章节的先期发表。这部文学史自有特色，而以1962年版最得好评。据说，毛泽东60年代初曾召见过刘大杰，“与他谈了四个钟头，主要就讨论文学史问题，对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引述分析许多作家作品这一点，大加肯定”；“文革”爆发后，钦定保护的复旦四教授里就有刘大杰。他也得以奉命改书，在1973年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荣膺彼时少有的恩典。由于毛泽东的青睐，批儒评法运动起来，刘大杰又遵命“以儒法斗争这条线为纲，来重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1)。
据刘氏关门弟子林东海回忆，刘大杰其时“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全书“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以此为纲”，他还将修改稿打印呈送毛泽东。(2)1975年1月4日毛泽东提到，“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3)，一部就是这份修改稿的大字本。刘大杰也获赐一部，回沪后，喜形于色地将赐书事张扬告人。应该与周一良同样，他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4)，便欣然从命。第一册修订本出在批儒评法前，尽管评孔子与《论语》已较前一版大相径庭，但尚未谬以千里。但1976年版的第二册就完全以儒法斗争为纲，而“武则天时期的文学”一节最是点睛之笔。
1975年8月3日刘大杰致信毛泽东，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符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次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道：“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5)据揭载《韩愈与古文运动》的刊期推断，《批判》应是配合这份批示的。
“文革”一结束，刘大杰自然难逃谄媚江青的诟病，那部“文革”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成为再批判的活靶子。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依据的只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改写本，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年后便黯然谢世，甚至没机会向公众说一声“毕竟是书生”式的自辩。
在《批判》上，郭绍虞刊出了《从汉代的儒法之争谈到王充的法家思想》（1973年第4期）。他当时也在修改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没有刘大杰蒙“旗手”垂青的幸运，却也是那种力图跟上形势的老辈学者。文章开头就表态：“我读了杨荣国同志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几篇文章，非常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我在修改《文学批评史》讲到王充文论时，就准备特别加一章以说明王充思想的来源。”《论衡》在《隋书·经籍志》与《四库全书总目》都归入杂家，驳杂地涉及法家言论，自不足怪。但郭绍虞此文的结论却强调：“王充《论衡》恰恰充分地突出地表现了法家精神与法家思想”，紧跟色彩相当浓重。
郭绍虞的跟风似乎由来有自。据其同系的同事说：
大跃进年代，他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理论修改他的批评史，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这个修改本不能令人满意，宋以后的部分就没有再修改下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来修改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更加困难重重，终于没有能够出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6)
去世前一年，郭绍虞自编三卷本文集，有题记说：“现将我的写作汇编成集，区为三类：一为古典文学论集；二为语言文字论集；三为杂著（凡不能列入上述二类之零星诗文都纳其中）。三类或按写作年代，或按内容编次。其已见各种专著之中者，均删弃不列入。”(7)但三卷《郭绍虞文集》都“删弃”了这篇文章。
王运熙、顾易生与李庆甲在创刊号上合署刊登了《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顾易生、王运熙还有联名的《读洪皓〈江梅引〉》（1976年第5期）。前文说屈原尊法反儒，自是趋时之作。关于后文，据葛剑雄说，1975年5月，“因为北京大学写作组对《江梅引》（南宋洪皓所作词）的注释提出了意见，姚文元交给上海征求意见，由王运熙与顾易生负责，要他（指谭其骧）发表意见”(8)。姚文元交办的任务，应是毛泽东晚年读大字注释本的需要。当时，文化部还抽调京昆名角、歌唱家与民乐演奏家，为其录制配乐演唱的古诗词，篇目应是毛泽东圈定的，其中就有《江梅引·忆江梅》。(9)另据当事人刘修明回忆，应毛泽东阅读之需，他与王守稼、吴乾兑以及复旦文史两系专家参加了大字本注释工作，接受的任务有“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姜夔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10)。
《读洪皓〈江梅引〉》主旨说，“《江梅引》从对梅的忆念、访问到爱慕、歌颂，以丰富多彩的画笔，描绘了精美而宽广的梅花图卷，反映了南宋时期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皮里阳秋也许在于强调“爱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论述词的时代背景却未见改铸历史，即在今天，仍不失为站得住脚的文章。然而，他俩的总结性文集《王运熙文集》与《顾易生文史论集》都未将此文收入。顾易生晚年致友人信说：“自‘混入’复旦，长期在集体研究中混日子，亦有失有得。上面交的任务，风云变来变去，统稿改稿方面固然消耗了不少气力，做了许多无益之事。”(11)这些“无益之事”或许也包括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吧？
作为“文革”前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批判》上的文章是与弟子沈津联署的，题为《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1975年第12期）。沈津后在追忆其缘起道：“1975年夏，我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京本忠义传》残页，仅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次日，我即持残页请顾老、潘景郑先生审定，他们都认为此虽为残页，但不可小看，或许是《水浒》的一种早期刻本。后来顾老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的文章。”(12)当时全民评《水浒》正轰轰烈烈，短文结语也有一段关于“《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套话。200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顾廷龙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与批《水浒》相关的卒章。这部文集以沈津始辑其师论著为基础编成，其时他也已成为饮誉中美的目录版本学家。当年这段蛇足，不知出自顾老，还是沈津，抑或竟是编辑部的手笔。
中国近代史大家陈旭麓当时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批判》上有他的两篇署名文章。(13)《“九州生气恃风雷”》（1975年第2期）是《龚自珍全集》重印前言，议论酣畅，文采飞扬，是笔者当年读后的第一印象。文章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总体思路应是作者思索所得。唯其如此，他在1982年12月有个改写稿，删去了文末强调龚自珍“反儒尊法”倾向的文句，几乎保留了基本结构与原有行文，改题《论龚自珍思想》，收入自编论文集《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的另一篇《是拆庙还是补天——李贽与〈水浒〉及其他》（1976年第2期），讨论李贽评《水浒》的思想倾向，文章发在全民评《水浒》的高潮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其弟子编《陈旭麓文集》时，收录了前文而芟落了后文，应是经过斟酌的。
也许让人跌眼镜的是，《批判》上也有谭其骧的文章。这篇《碣石考》后收入作者审定的《长水集》下册，并在文末郑重括注“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14)，坦然表明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据当年刊发此文的当事者回忆：
70年代初，我一直要谭先生给《学习与批判》写一点文章，他一直拖着，到1975年他给了我一篇《碣石考》，写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1974年第二期《地理知识》上刊登了《沧海桑田话碣石》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碣石山确已沦亡入海。实际上谭先生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碣石山，究竟是不是在北戴河一带。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昌黎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他送给我这篇文章，我看了知道他的用意，看我有没有胆量发这一篇考证文章。我想了一下，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是从文学的视角去意会曹操《观沧海》那首诗的意境，当然不会去具体考证碣石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只能根据成说，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碣石山地点的论证上有误，也无损于他。所以我决定照发无误，但不张扬，太张扬了怕引起其他的猜测，那就不好办了。(15)
对照《长水集》和《批判》两个文本的唯一不同，仅将“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其他一字未改。一篇学术文章，历经乾坤翻覆，仍能基本不改毫无赧色地编入自己的文集，特殊时期的海上学人，也许唯有谭其骧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