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一个参照系：梁启超“新史学”的日本媒介

古史辨派是在五四启蒙思潮的推动下，对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主潮的主动回应。倘若将梁启超“新史学”的日本媒介作为一个参照系，也许有助于客观公允地审视古史辨公案。

自19世纪末叶起，中外学术交流频繁，尤其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成为近代中国接受欧西新思想与新学术的中转站，早是学界无人置疑的共识。包括由胡适催生而由顾颉刚发轫的古史辨派当事人在内，对这种来自域外的学术影响都并不隐讳，近年学界也颇有相关论著问世（例如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鲍绍霖等《西方史学的中国回响》）。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梁启超，他的许多思想、观点乃至名词、概念，也都转输自日本学术界。然而，以文化传播学而论，对外来文化，输入方根据其自身国情的需要有一个选择、改造与型塑的再创造过程。据邬国义与李孝迁的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叶高扬“新史学”的大纛，其思想渊源与实例取材颇多来自其戊戌东渡后的日本学界。也就是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主要就是通过日本的平台接受西方的史学资源实现的，并迅速地把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概念纳入自己思想的框架之中”；“而这些新的学理、话语的产生，在学术思想史上显然有着重要的转折意义，因而使其能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反观中国的传统史学”。⁽²⁰⁾这种“纳入”过程，就是梁启超消化、吸收、整合外来理论与方法，创造其新史学思想的过程，而经其开辟的新史学则完全是独具本土特色、肩负时代使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

自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开始向“新思想界之陈涉”转型，致力于“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²¹⁾，新史学不过是其新思想的一环。在其新思想启蒙的论著中，颇多取资于日本中介者，也已由当今中国学界研究成为定谳。但梁启超在清末民初掀起的思想狂飙，包括“实开史学界无数法门”的新史学⁽²²⁾，不仅完全归属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的大潮，而且其巨大的反响与其取资的日本论著在东瀛的回声，也是无法同日而语的。职此之故，没有必要否认包括新史学在内的梁启超启蒙思想是以日本为媒介向西方取资的；但肆意夸大日本资源的中介作用，甚至指斥其蹈袭乃至剽窃，而抹杀其创造性的转换，也是完全不可取的。对顾颉刚的“古史辨”公案，显然也应作如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