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亚洲史与苏俄史研究：汇入时代的史学主潮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丁则良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次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一方面维护中苏结盟的政治格局，一方面日渐重视自己在亚洲民族国家中的主导作用。据周一良说：“5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64)在这一大背景下，丁则良转入了近代亚洲史与苏俄史研究。
在近代亚洲史领域，丁则良的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中国的视野研究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及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一是研究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
1955年，丁则良发表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探讨了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在19世纪中叶、末年与20世纪初期形成的三次高潮及其共同发展规律，指出这三次高潮与近代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互动关系与共同特点，并分析了这一大背景下的两个特例，日本明治维新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与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的被绞杀，引出了“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65)。丁则良以列宁“亚洲的觉醒”为立论依据，援引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新观点，视野开廓、分析入理，其主体结论成为中国史学界分析亚洲近代革命史的理论框架，延用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胡绳首倡三次革命高潮的史论体系，时在1954年(66)，仅隔一年，丁则良就融纳进自己的史论，足见他对主流史学的追随与信奉。
1956年11月15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举办学术讨论会，除侯外庐与黎澍作为学部下属的历史研究所同仁，丁则良是三位报告人中唯一受邀的所外学者，也见他在史学界的声光。顾颉刚在座下听讲，也“深佩其治近代史之精湛”(67)。这篇报告后经修订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论文揭示了孙中山支援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实例，探究了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与孙中山之间的双向相互影响，进而论述了在一次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转变，那就是“亚洲被压迫民族应当和苏联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68)。当然，论文最后强调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道路：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孙中山所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如孙中山所指示的不走帝国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和孙中山所向往的苏联一样，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同情和支援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被压迫民族。(69)
除了孙中山，丁则良还探讨了章太炎同情与支援1905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与主张，他的《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给这些主张以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70)，填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还以坚实的个案印证了列宁“亚洲的觉醒”的经典命题。此文写作在万隆会议以后不久，《结束语》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摆脱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并且在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地增进着两国之间以及两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一切成就无疑地比五十年前章炳麟所梦想着的丰富得多，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71)
这篇论文刊发在1957年的《历史研究》上，显然是纪念印度1857年民族大起义一百周年的有为之作。这年，丁则良接连发表了《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前文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杜德否定大起义主力与性质的论点进行商榷，指出封建势力虽是起义的动力之一，甚至居于“占优势”的领导的地位，对起义起过一些有利的作用，但消极作用不容小觑，“而人民群众在这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更为根本”，并促使“起义并没有完全按照封建势力的领导而发展”，他们“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之外，还提出了反封建的要求”，“给起义留下了烙印”(72)。凡此都表明大起义的主力不是封建势力，而是下层人民群众，具有正义性、进步性与革命性。丁则良运用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印度大起义与民族运动的观点，论述实证充分，批评理据有力，是他对近代印度史研究的代表作。后文主要利用印度进步作家的新出成果，介绍了这次民族大起义初期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分构成、主要活动及其性质。已难确知研究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究竟是丁则良的个人选题，还是奉命研究，但无论如何，都有“文章合应时而作”的强烈倾向。
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中苏结盟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在苏俄史领域，丁则良以其专长介绍苏联史学界的成果与论点，1954年，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东方学》，译介了《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在教学上写了《加强向苏联学习提高教学质量》等文章；1957年，与人合译出版了苏联史著《东方各国近代史》，都无不烙上了中苏蜜月的时代印记。这年，他还发表了论文《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海与中国》，介绍了俄国人克鲁森史特恩与李香斯基在19世纪初叶的环球航行以及在此期间与中国发生的贸易关系。这次航海发生在沙俄帝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刻，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俄国远东与阿拉斯加的经济联系，并开辟俄中海上贸易而探明海路的航海活动，尽管俄国科学院对这次航海也有科学上的帮助，但本质上是沙俄帝国扩张史的构成部分。丁则良却强调克、李二氏“把这一次商业性活动变成富有世界科学意义的航海”(73)，似乎在顺应当时中苏友好主旋律。但他充分利用俄中两国史料，论述了俄国海船抵粤贸易的始末及其开辟俄中海路贸易的失败，分析了清政府坚拒中俄海路贸易的深层原因，介绍了俄国航海家笔下清帝国的危机实相，仍有其学术价值。
当时个别中国史学家受中苏关系的误导，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抬高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56年，丁则良的《评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就是批评这一倾向的。他从史料依据、立论尺度与准确理解列宁论述上批驳了荣孟源夸大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作用，指出前者对后者并不存在革命组织、政治纲领和斗争方法等方面的直接引导，仅仅起一种“唤醒”“引起”和“推动”的间接影响，这一批评无疑是深中肯綮的。(74)然而，从根本上看，丁则良的苏俄史研究也不可能完全走出政治大背景。两年以前，他在那篇苏联学术讨论会综述里指出，苏联史学界对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的讨论，“对我国从事这些方面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们，仍可有很大帮助与启发”(75)；而同年发表的论文夸大19世纪初叶俄国航海活动的科学意义，令人有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感觉。
从1954年到1957年去世的短短四年里，丁则良在近代亚洲史与苏俄史领域里刊发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以每年一篇的频率刊于《历史研究》。他的近代亚洲史研究受到了苏联史学界的肯定，应邀参加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真理报》还介绍了他的学术报告。对丁则良的近代亚洲史研究，周一良晚年评价道：“由于他中国近代史的功力深厚，西洋近代史的基础扎实，又掌握英俄文这两种重要的语言工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开始研究亚洲史的时间虽不长，就已经卓然有所成就”；并极口推许其近代亚洲史论文，“资料翔实，分析深入，论断精当，在当时的亚洲史学界，是拓荒之作；从今天来看，依然有其不灭之价值”。(76)虽不乏美言的成分，但大体仍平允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