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

刘子健认为，提出有待研究的大问题，这是学术训练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那）[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⁵²⁾。在学术训练的第二步里，史家亟需解决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看待问题的架构，他有时也表述为“分析的格局”或“分析模式”。他曾指出：“历史研究是怎样往前推动？除了偶然有新史料的发现之外，我们只能在现存的书籍的范围以内去做工作。有一种工作是考订和整理。另外一种工作就是从多方面去看，提出新的分析，新的综合。”⁽⁵³⁾在其心目中，推进史学有两种方法，一是对既有史料的考订与整理，一是对既有史实提出新的分析与新的综合。他显然更推重后者。在他看来，“为了分析简便，暂且按下史实，先建议一个分析的格局，以免在运用史实的时候，头绪纷繁。此外，这样的分析可能对于其他时代、其他文化之中类似的经历，能促进比较研究”⁽⁵⁴⁾。他在研究宋代不同派别的新儒家思想时指出： “缺乏具有启发性的主题和富于创见的分析方法，而这正是彻底梳理宋代学术全貌所必须的。分析模式的阙如使修正后情形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新儒学加上其他思想派别，彼此又互不相干。解决的办法，是将宋代的诸多思想家和不同学术派别放置到一个有机的分析模式中去。”⁽⁵⁵⁾

然而，刘子健认为，史家建构的“分析模式”，既非唯一的，又不是定论，只是出于研究需要的一种假说。所以他一则强调：“这种分析的格局，是建议性的，不是定论，只是当作工具来帮助说明史籍的纪载”⁽⁵⁶⁾；再则申明：“分析模式绝非惟一的。历史事实如此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分类体系都不足以概括其全貌，惟一的观照方式是不存在的。”⁽⁵⁷⁾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他认为对同一历史问题，不同史家尽可以提出各自的分析模式。

那么，如何才能出色构建分析模式呢？刘子健主张，以多学科触类旁通的思维与视野去探寻适合特定问题的分析模式。他指出，“因为历史所研究的就是过去的社会；社会科学各门从专科的架构去分析，是分门的，而历史则是全面的，可以按时代将其综合起来”⁽⁵⁸⁾。他曾致函中国社科院主政者说：“研究中国，如何把语言、哲学、美术打成一片的讲；或如何，现代行政学、心理学以及资本主义萌芽连起来讲——都是随便举的例证，讲过之后，马上就可以讨论研究外国区域，如何也可以同样的进行。”⁽⁵⁹⁾邓广铭强调，刘子健在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与史学研究四把钥匙之外，对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学科，“都有深造自得之处，从而他发为文章之时，便无处不明显地体现着他的这种触类旁通的本领”⁽⁶⁰⁾。

早在1957年发表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时，刘子健就借鉴了韦伯、帕森斯与默顿的社会学的学理，拉斯韦尔和马恺维的政治理论⁽⁶¹⁾。杨联陞称赞他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的研究，就是一项“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的“跨多学科的研究”⁽⁶²⁾。在自述王安石再评价的参考框架时，刘子健也说自己“设法将各种各样的阐释整合起来——只要它们是兼容的，以获得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综合理解。这一再评价将借鉴关于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府运作的多种阐释，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希望这一政治性参考框架的使用，有别于许多当代学者普遍采用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有助于为更深入的探索建立新的起点”⁽⁶³⁾。他借用西方行政学理论，揭示了新政成败的症结在于具体的执行，而其“先决的条件是官僚素质和行政机关本身的品质”⁽⁶⁴⁾。

刘子健借鉴过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有行政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在《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里，“用的是多科方法，借助民族学、人类学和史学的结合”⁽⁶⁵⁾。其《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采用社会学的观点”，也就是“以军事史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逐渐推进系统化的研究”⁽⁶⁶⁾。在研究南宋政治时，他借助政治学方法，首创“包容政治”的命题，也就是说，领袖、君主在掌控官僚时，除名位、利禄与惩戒等手段外，“另有一种包容式的控制”，即利用其名望，保持其礼遇，但不用其政见，“大政方针，仍然照旧”。在他看来，这种包容式的概念，也可以借以考察包括宋金外交在内的“绥靖外交或妥协外交”⁽⁶⁷⁾。

刘子健认为，史学研究融合社会科学多学科方法有两种作用：“第一，是从这角度来对史实做个系统的分析。目的并不在详叙事实，细加描写，只是分析这些史实里，有什么特性，可以帮助现代的人，更了解过去。第二，是用这样的分析，去充实社会科学。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多半是根据西方的材料。许多内容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而有些说法，就显然不合。处理中国的史实，常需要另行试用新的分析。这样去做，在方法上，内容上，和理论上，都可以补充社会科学。”⁽⁶⁸⁾他关于官僚素质与行政机构本身品质的论断“被一本英文关于官僚制度的选读所采用”；包容式的概念也已“写在新版《大英百科全书》里”⁽⁶⁹⁾。

刘子健的研究领域更偏重于制度史与政治史，故尤擅借助行政学的理路建构分析模式，这当然因为政治与制度的运作与国家行政关系最为密切。他指出：“现代的行政学是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基本社会[科]学而应用到公共机构与团体这范围的一种专科。有些地方和中国以往儒家的理论和史家的看法合。而有许多地方是比较古今中外，更广泛，而又深入的分析。把中国史学和行政学配合起来，彼此都有新的启发。”⁽⁷⁰⁾

在培养学生过程中，刘子健提示他们，应该知道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与思考方式，注意辅助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帮助。他经常提醒弟子：“在大学校园中，聚集了各种学科的人，应多向相关学科的同事、同学请教，对自己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之局限会有很大的突破。”⁽⁷¹⁾在开设研究生入门课程时，他特别聘请日本史、文学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专家介绍该学科的研究现状，以利于研究生增广视野、开辟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