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坛新星的遽然陨落
然而，丁则良的史学之路戛然止步于1957年盛夏。8月8日，他自沉于北大未名湖，年仅42岁。这颗史坛新星或许是“反右”初起时最早自杀的“右派”。
周一良说丁则良之所以被打为“右派”，“是原单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党集团’”(81)。所谓“三人反党集团”，指“黑统帅”余瑞璜（东北人大民盟主任、物理系主任）、“黑参谋”丁则良（东北人大民盟副主任、历史系主任）与“急先锋”徐利治（东北人大民盟秘书长、数学系主任）。倘若说余瑞璜与徐利治在鸣放期间还有点言论，丁则良因参加东方学国际会议，既未在长春市与东北人大的鸣放现场，也从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有忌言论，是谁“欲加之罪”呢？直到2002年，周一良才披露了丁则良长子的说辞：
东北人大有一位老党员领导，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让丁则良提意见。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而丁则良本着学术良心和对党负责的态度，尽其所知提了不少正确的意见。(82)
那么，那位“老党员领导”究竟是谁呢？相较于乃父仍为尊者讳，其子周启博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父亲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此时已调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吕以自己著作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捧场几句交差。但丁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后写下多条意见，致吕不悦。(83)
但“反右”时东北人大的校长是匡亚明，前任校长吕振羽已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一叙事仍然脱线。吕振羽是1951年8月出任东北人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的，1954年春“因脑疾赴北京疗养，1955年7月，正式调离东北人民大学”(84)。那么，丁则良对其著作提意见事，只能在院系调整调入东北人大后到吕振羽赴京疗养前，即1952年秋至1954年春。
关于吕振羽长校期间的治绩与学术，除正面传记外，罗继祖的说法值得重视。罗在1955年春调入东北人大，一到校即“先了解校中情况”(85)。他对吕振羽治校明显持保留态度。罗与吕、丁均无恩怨，其说可以采信，他曾提及教育部察访事，丁则良也卷入其中。
据杜瑞芝、姜文光《上下求索——徐利治》（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版），1954年暑假，徐利治曾向教育部党组寄送过一份“万言书”，反映东北人大领导在统战、教学与科研方面的问题，信件虽由徐利治执笔与呈送，余瑞璜、丁则良、唐敖庆等都提供了材料，表达了东北人大民盟分部主委的共识，而作为这个集体里唯一的文科教授，其见解往往比别人更深刻，“在这份材料的起草过程中，丁则良或许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份反映问题的上书“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把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搞好”。教育部接到材料，随即派工作检查团前往调查，最后宣布的结论认定“材料内容是符合事实的”。这才有次年7月吕振羽与匡亚明的瓜代。
那么，丁则良对其什么著作提出意见而“致吕不悦”呢？笔者认为，最有可能是其《简明中国通史》。这部《通史》被称为“当时率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之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附有著者自序与后记，不妨引证其说以明细节。该书第一分册（前八章）也即上册，脱稿与出版于1941年春，由香港生活书店初版；第二分册也即下册，1948年2月完成初稿，同年由大连光华书店初版。1950年由新华书店出了全书校订新版，当年9月3日《光明日报》刊出柴德赓的《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指出其中人名、地名与年代上的错讹，但肯定“是开山之作，可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媲美”(86)。其后，据吕氏自述：“在行政和党务工作之余，在1951年7月完成了第一次修订（1953年2月又作了一次‘补订’），即1955年开始印行的新版本”；据朱政惠的《吕振羽著述年表》，1951年第一次修订本交由三联书店出版，1953年补订版改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三联版与人民版之间，还以讲义形式在1952年由东北人大印刷厂印行，吕氏1959年版《后记》也肯定了这点：“在人民出版社印行新版前，东北人民大学曾将修订稿作为讲义印行。”(87)罗继祖评此书说：“首任校长吕振羽为最先用马列革命观点于中国史研究者中之一人，其《简明中国通史》则实为一通俗教材，中引史料极驳杂，甚至把《三国演义》作正史看。”罗氏的判断应据该书讲义本或1953年版得出的（因人民出版社1955年新版在6月）。丁则良在1952年秋季调入东北人大，吕振羽自然会让他对两种印本中的某种提意见，丁则良不会不发现罗继祖提及的问题，他毫无机心地直率而言，难免会带来意外的麻烦。
在教学上，罗氏说丁则良“教学有经验，且年富力强，精西文”，而院系调整前的东北人大历史系“任各断代史课者，皆从行政学院毕业生中选拔者，资历浅”(88)。所谓行政学院指东北行政学院，这一人事资源构成了吕振羽主政东北人大的主要基础。及至院系调整后，在治校理念与教研方针上，东北人大内无形中形成了清华、北大等外来专家学者与原当地人事骨干间的分歧。丁则良出于把东北人大历史系办成清华大学历史系那样的追求，在办校大政上，在史学专业上，秉持着他对周一良说过的原则，“话还是要说，事还是要做”，率言直行而缺乏心机。
教育部检查团的结论一锤定音。匡亚明长校后，对北京调来的党内外专家教授器重有加，“万言书”的主笔者徐利治被任命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成为七人领导小组的校常务委员，教务长兼教务处长。丁则良也随即升任历史系主任，兼校图书馆馆长，“为了探讨学校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匡校长和则良常常在住所讨论问题至深夜”(89)。这让东北人大原行政领导与北京调入的业务骨干，地方干部与外来教授等诸多深层次矛盾不仅未因主政者易人而冰融雪消，反而在暗中进一步发酵。“反右”号角一经吹响，对“万言书”与后续处理骨鲠在喉者抓住余瑞璜与徐利治等鸣放言论，蓄意罗织了“反党集团”，丁则良虽无可抓辫子的言论，也被“缺席裁判”，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丁则良远在莫斯科出席会议。8月1日，他回到北京，直接入住北京大学。李淑蓉已知东北人大有人正极尽构陷之能事，唯恐丈夫出事，亲往北京陪伴。8月6日，丁则良到北大图书馆还书，看到《长春日报》头版刊出批判“余、丁、徐反党集团”的文章。据周启博说：
（丁则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当然无从记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丁则良至死与出生仅四个月的幼子未见一面。自沉那一刹那，他不知是否想践行自己的话：“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违反人性的缄默反而是一件可取的行为了。”(90)匡亚明事后扼腕道：“丁则良这样的人才是不应该死的。”(91)
丁则良之死震惊了同窗故友，也长久引发了对其个性与命运的思考。丁则良的知交沈自敏对其个性有着入微的体察：
他确是个好人，纯正而近于天真。这里所指“天真”，不是指“童真”。则良的天真，从他和我的谈话中，很可以写一篇文章。他把人看做是可以“真诚相待的”，他把理想看成是很容易实现而且应该实现的。(92)
这一评骘有助于后人深入认知丁则良，他实在是一个纯正天真而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人，唯其如此，他可以加入又退出共产党，他可以放弃已有小成的宋史而新起炉灶改治苏俄史，他敢于指正已居高位且享盛名者的史著，他勇于批评东北人大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基于他把人看成是可以“真诚相待的”，既如其致友人函自许的那样，“带着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也如其弟丁则民评论的那样：“丁则良喜欢谈政治，但仍是个书呆子。书呆子自然斗不过富于政治经验的对手，结果自己只有死路一条。”(93)
同为契友的王勉在晚年书函中谈及丁则良的昆明旧事：
忆四十年代曾与则良、高阮同话张君劢，彼时罗先生亦在座，罗之一生亦确实经过不少波折，但读西方政治学，终究于世事尚欠聪明，致有后来之遭遇也。(94)
王勉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在世事上“尚欠聪明”的岂止熟读西方政治学的罗隆基，也包括丁则良与自己（王勉也罹丁酉之灾）；这种教训是历经政治上“不少波折”才换来的。在某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丁则良纯正天真的个性不仅“尚欠聪明”，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王勉认同赵俪生的观点：中国历来读书人大都不免与政权挂钩，纯学者是很少的，于是不免有“折腾”；但他认为：丁则良则是“折腾”中“极可悲的一种”(95)。反观丁则良的结局，既有其自身纯真而决绝的个性因素，也有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政治背景。也难怪沈自敏一声叹息：“则良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丁则良与他那代大多数知识人一样，既满怀着学术事业的勃勃雄心，又未忘情于天下兴亡的家国情怀，从30年代一路走到50年代，一再纠结于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选择与困惑。这种选择与困惑，与50年代起不断的政治运动相遭遇，让他们不知所措而进退维谷，最终酿成了宿命的苦酒。
补记：本文据拙文《英年早逝的史家丁则良》（2017年1月6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与《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2017年6月14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改作，既有史实的增补，也有因故的删改。
(1)杨振宁：《我的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2)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3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638页。
(3)转引自赵俪生：《记丁则良君遗事》，《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4)王永兴：《怀念则良》，《丁则良文集》，第2页。
(5)郑蘧朋（丁则良）：《学生运动的前途》，《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12期。
(6)鲲西（王勉）：《续感旧录》（一），《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7)转引自赵俪生：《记丁则良君遗事》，《赵俪生文集》第5卷，第507页。
(8)李锦绣：《王永兴先生年谱》，《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33—434页。
(9)黄秋耘：《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0)程应镠：《联大第一张壁报》，转引自《流金集》（诗文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年版，第343页。
(11)郑蘧朋（丁则良）：《学生运动的前途》，《国闻周报》1937年第14卷第12期。
(12)鲲西（王勉）：《续感旧录》（一），《清华园感旧录》，第25页。
(13)李锦绣：《王永兴先生年谱》，《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第443—444页。据《年谱》引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一二九运动史要》说：“在1936年秋天，北平党内学生运动领导核心中却出现了以徐芸书为代表的右倾投降思想。……徐芸书、黄刊等人掀起的这股逆流丝毫不能阻挡一二·九运动的洪流奔腾向前。”虽未提丁则良，但丁与徐、王显属同道。
(1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15)丁则良：《关于教师思想问题》，《今日评论》1940年第3卷第33期。
(16)赵俪生：《记丁则良君遗事》，《赵俪生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17)丁克诠：《家书一封》，《丁则良文集》，第455页。
(18)王永兴：《怀念则良》，《丁则良文集》，第3页。
(19)《丁则良文集》卷首有潘光旦《铁螺山房诗草·元日为则良淑蓉证昏》手迹，有题注云“昏后则良将赴美游学”。诗云：“献岁椒花酿倍香，两般正始义初长。一声爆竹开妆镜，五味辛风入洞房。无限绮情抒博议，有余壮志涉重洋。寻盟此夕何须证，天半衡星作主张。”《文集》编者注说：“潘光旦先生坚信丁则良考官费留美必能中选，但丁则良却因病未能与试，其后考取了官费留英。”
(20)丁则良：《曲靖之行》，《丁则良文集》，第374页。
(21)王勉：《怀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18页。
(22)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9页。
(23)张荫麟：《致李埏》，《张荫麟全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5页。
(24)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丁则良文集》，第472页。
(25)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94—695页。
(26)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152、214、269、275页。
(27)吴宓：《吴宓日记》第8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28)转引自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丁则良文集》，第474页。
(29)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8页。
(30)程应镠：《程应镠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5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31)王永兴：《丁则良文集·序》，《丁则良文集》第1页。
(32)鲲西（王勉）：《续感旧录》（一），《清华园感旧录》，第25页。
(3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7页。
(34)1939年第6卷第1期《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同时刊出他的《荷人治下的台湾》（评论英国传教士甘为霖[Rormosa under the Dutch]作于1870年的著作）与《中葡外交史》（评论周景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史）。1943年4月21日《大国民报》第7期刊出《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并介绍抗战以后四种国史新著》，评论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与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刊发在1943年6月5日《大国民报》上的《龚定庵》与1943年6月13日《生活导报》第29期上的《顾亭林》，在肯定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同时，也表达出仰慕之情。1944年4月23日，他在昆明《扫荡报》发表了《王道理想与实际政治》，主旨以历史观照现实。1945年2月23日甘肃《民国日报》刊发他的《中西进步观念之比较》，在中西进步观念比较中展现出他对西方历史具有的精深素养。战后，他在1946年5月13日昆明《中央日报》刊有《西汉的家庭》，1947年2月28日《平明日报》刊出其书评《介绍兰格氏〈世界史大全〉》。
(35)王勉：《怀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18页。
(36)程应镠：《树勋巷五号》，《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7)程应镠：《联大第一张壁报》，转引自《流金集》（诗文编），第343页。
(38)《昆明广播电台传音科征集员报告员名录》，载戴美政：《抗战强音：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云南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155页。
(39)程应镠：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材料》，转引自拙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40)例如程应镠说，1945年夏，“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我编过昆明一份叫作《观察报》的副刊。这个副刊定名为《新希望》。在这个副刊上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王逊、陆钦墀、冯至等人”（参见拙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第119页），但笔者迄今未搜到他在《新希望》上的文章。
(41)丁则良：《关于教师思想的问题》，《今日评论》1940年第3卷第23期。
(42)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43)丁则良：《近代化与现代化》，昆明《生活导报》1943年第44期。
(44)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45)丁则良：《近代化与现代化》，昆明《生活导报》1943年第44期。
(46)丁则良：《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当代评论》1943年第4卷第3期。
(47)丁则良：《穷通之际：一个追求者的自白》，《自由论坛》1945年第5卷第3期。
(48)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49)丁则良：《论自由与组织》，《今日评论》1941年第5卷第5期。
(50)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51)丁则良此信中语。转引自流金：《知识分子的路》（原刊《时与文》1948年第3卷第8期，亦编入《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流金即程应镠，据此文说：“最近有个朋友自英国来信说”，可以推断这个朋友即丁则良。
(52)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10卷《日记编·日记（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
(53)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9—430页。
(54)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7页。
(55)同上书，第188页。
(56)丁则良：《思想的放假》，《平明日报》1947年3月24日。
(57)拙文《“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丁则良遗札摭谈》，《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1月6日。
(58)丁则良：《记蒋阿弟》，刊于《平明日报》1947年11月1日。
(5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8页。
(60)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9页。
(61)王永兴：《丁则良文集序》，《丁则良文集》，第4页。
(62)赵俪生：《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赵俪生文集》第5卷，第456页。
(63)鲲西（王勉）：《读同龄人书后》，《清华园感旧录》，第73—74页。
(64)赵俪生：《记丁则良君遗事》，《赵俪生文集》第5卷，第508页。
(65)关于丁则良归国日期，丁则民在《忆二哥——则良》里说，“他也在完成学业后，于1950年底回国”；周一良在《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里说，“全国解放后，他放弃去美国的机会，于1950年春欢欣鼓舞地回到新中国”；而丁则良长女丁可宁在《忆爸爸》里则说：“大约是1950年暑期，有一天妈妈和我说要去南昌火车站接站，我的爸爸从英国留学回来，来接我和妈妈回北京了。”接着详细回忆了初见时细节，可信度较大。
(66)鲲西（王勉）：《读同龄人书后》，《清华园感旧录》，第72—73页。
(67)王勉：《怀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19页。
(68)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1页。
(69)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4页；《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周一良全集》第7册《自传与杂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70)丁克宁：《忆爸爸》，《丁则良文集》，第444页。
(71)参见本书《丁则良史学的发轫与转轨》三“以《李提摩太》为中心：配合时局的政治批判”。
(72)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2页。
(73)王永兴：《丁则良文集序》，《丁则良文集》，第3页。
(74)丁克宁：《忆爸爸》，《丁则良文集》，第445页。
(75)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2页。
(76)徐利治：《回忆则良学长》，《丁则良文集》，第415页。
(77)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丁则良文集》，第478页；参见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中国历史评论》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
(78)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第68页。
(7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8页。
(80)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3页。关于丁则良1950年代的史学转轨，这里评述从略，详见《丁则良史学的发轫与转轨》。
(81)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5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2)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83)周启博：《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记周一良》，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774451125&owner=322850517。
(84)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85)罗继祖：《蜉寄留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86)转引自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第130、142页。
(87)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第792页，1959年第二版。
(88)罗继祖：《蜉寄留痕》，第247、249页。
(89)徐利治：《回忆则良学长》，《丁则良文集》，第415页。
(90)丁则良：《缄默的尊严》，《丁则良文集》，第384、386页。
(91)杜瑞芝、姜文光：《关于“余、丁、徐反党集团”》，《丁则良文集》，第467页。
(92)此据《流金藏札》1996年1月1日沈自敏致李宗蕖函。
(93)丁则民：《“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https://www.docin.com/touch%5Fnew/mip%5FpreviewHtml.do%3Fid%3D1507689929。
(94)信函引文见拙著《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第546页。
(95)鲲西（王勉）：《读同龄人书后》，《清华园感旧录》，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