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案的缘起

以顾颉刚为主将的古史辨运动，在中国现代史学主潮中堪称波澜壮阔的一幕，也标志着梁启超登高首倡的新史学大战告捷，旧史学自此彻底失去了市场。

然而，自上世纪后半叶起，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辨文章有剽窃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嫌疑，持此说者先后有胡秋原、廖名春、章培恒等。2012年，陈学然再提“古史辨”的日本因素，意在坐实“剿袭”的公案。⁽¹⁾次年，李孝迁发表商榷之文，认为古史辨派对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等虽有所了解，却不存在学缘关系，陈文也“根本不能证实顾颉刚存在‘剽窃’”。⁽²⁾

顾颉刚的学术生涯相当绵长，其间人事恩怨纠结，政治时势风云多变。他也不是完人，在自述古史辨的学术师承时，随风摇摆，屡有变易，1949年后迫于形势为求自保，更竭力撇清与胡适的师承关系；在学术取向上也有学随世转的诟病，例如抗战前夜向蒋介石献《九鼎铭》，自毁对尧舜禹辨伪的学术清誉。陈学然对其学人品格的诛心之论，即便顾颉刚再世，恐怕也是百口莫辩的。但他在决谳这一公案时，却有据其后来行事而推定其前不德的默证倾向。在具体讨论顾颉刚“剿袭”说时，陈文的不足既在于一切以太炎是非为指归，只“在章太炎视角下重新审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³⁾，也没能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洞烛各家学说背后的历史语境与史家立场。

确实，先是在1910年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尧舜禹抹杀论”甚嚣尘上之际，继而在1924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思潮方兴未艾之时，章太炎都深致不满。他抨击白鸟是“浅薄幼稚，不值一噱”；讥讽古史辨派“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⁴⁾。然而，白鸟库吉、章太炎与顾颉刚，在上古史研究领域虽有共同的交集，但三家却各有不同的取旨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