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沧桑剧变前：“感受痛苦”和“恍然觉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权的所作所为有其失去人心的一面，故使人们对摇摇欲坠的旧政权不抱同情，对行将到来的新政权寄以希望。相对八年全面抗战而言，1949年的剧变来得太快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一剧变前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在这次选择中，二陈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陈寅恪对国民党政权并无好感。复员回清华后，他甚至被迫全数出卖其东方学的藏书，用以买煤取暖。⁽³⁴⁾他支持过清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活动，认为“既经决定，即须遵守”；还在保障人权的抗议宣言上签过名。⁽³⁵⁾他不满国民党政权，是因为一党专政导致腐败，腐败促成民怨沸腾，“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国共淮海决战以后不久，他就预言“避居何地陆将沉”；次年，他有诗感慨政权鼎革，“兴亡古今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批评国民党咎由自取的言外之意是不言而喻的。对时局的走向，陈寅恪似乎始终是持批判态度的悲观主义者。他对国共政权都不看好，在《旧史》诗里借古喻今：“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陈寅恪对新政权显然持不信任的态度，他在《经史》诗里甚至以“虚经腐史意何如，谿刻阴森惨不舒”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因此，尽管“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他还是决定远离新政权的漩涡中心，南下陈序经所主持的岭南大学，“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宁可清贫，也要避居。⁽³⁶⁾

陈寅恪在历史巨变前，既不赴台，又不留京，完全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作出的选择。1950年修订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议论，正可视为这一价值观的概括表述：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³⁷⁾

就在陈寅恪选择痛苦的前者的同时，陈垣作出了顺应潮流的选择。正如钱穆所说，“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³⁸⁾，作这种选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倒是不在少数。但与多数知识分子被动观望的态度不同，陈垣一开始就是自觉投入的。北平围城中，他婉谢国民党飞机的接运，认定“无走之必要”。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陈垣以70高龄步行十余里，在西直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入城。3月14日，他给儿子去信说：“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³⁹⁾且不说在未经共产党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前，类似陈垣一类的旧知识分子有无可能“恍然觉悟”；即便可能，半个多世纪以来被蒙蔽的思想，在短短一个半月里就幡然醒悟，也未免过于迅速。

这年4月29日，陈垣给逃离大陆的胡适写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5月11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信里说：“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将胡适、陈寅恪的离平说成是背弃光明。接着，他不仅现身说法地批判了胡适“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说法，指斥他“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而且以被蒙蔽者的身份批判了胡适的治学方法。⁽⁴⁰⁾陈垣对胡适向来尊崇，将其与陈寅恪同视为学术上的诤友，曾引胡适为其《校勘学释例》作序而荣耀。其1946年的家信还说：“自《胡注表微》完后，尚未有第二题目，闻胡先生今日到平，晤后当有所触发也”⁽⁴¹⁾，钦仰之情出自肺腑。也许正因陈、胡这种旧交，公开信引起胡适强烈的反弹。他先是认定“此决非伪作的，全函多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继而以为陈垣“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更“不可能写出那样欧化句法的流利白话文”，推断公开信是伪作。⁽⁴²⁾胡适后来的推测纯出自常情常理，却未料到：在非常之时，非常之人往往会有非常之举。陈垣的嫡孙陈智超证实：公开信的文字确是青年人起草的，但内容得到了陈垣的认可。⁽⁴³⁾

揆以情理，其时陈寅恪在广州不可能不知道陈垣的这封公开信，他对陈垣信里涉及自己持何看法，已不得而知。但陈垣在给其子陈乐素的信里却折射出他对陈寅恪的看法：“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⁴⁴⁾寅恪夫人的认识当然来自陈寅恪，这可以陈寅恪同期诗草为证：“垂老未闻兵甲洗，偷生争为稻粱谋。”⁽⁴⁵⁾在沧桑剧变前，二陈几近对立的见解似乎预示着他们今后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