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新史学的序列中
对吕思勉史学，自应放入新史学的序列中去评价。有趣的是，在为吕思勉史学定位时，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左拉右拽的现象。这就有必要从吕思勉史学与20世纪中国有关学术派别的关系来把握其地位和特点。
有一种论点过分强调今文经学对吕思勉的影响，以至将其推崇为“今文学的大师”(62)。诚然，出生在清代今文经学的故乡常州，求学时代的吕思勉受其影响是不必讳言的，他在思想上私淑康梁，甚至自认《白话本国史》的先秦古史部分也有今文学的印记，都与此有关。然而，受新思潮的冲决，吕思勉早在1922年就自觉与旧经学的脐带割断了联系，以历史学家的立场明确指出：“欲考见古代之事实者，则今古文价值平等。”并进一步断然认为：“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之名目，而亦可不立。”(63)其后，他不仅在思想认识上与旧经学诀别，而且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倾向今古文之贯通运用”(64)。也就是不问今古文的门派，只取其中可取的经学旧说作为新史学中释史证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926年，他在《经子解题》中开列经学入门书时，特在《新学伪经考》后声明道：“吾举此书，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实不然也。读前人之书，固可以观其事实，而勿泥其议论。此书于重要事实，考辨颇详。”(65)完全有理由认为，至迟此时，吕思勉已完成从旧经学向新史学的彻底转变。因而，尊其为今文经学的传人，无疑是厚诬这位新史学的大师。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吕思勉史学马克思主义化，《蒿庐问学记》中不少评论或回忆文章有此倾向。其主要根据即是吕思勉在1952年“三反”与思想改造后所写的《学习总结》，内中自称“思想凡经三大变”：“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予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66)倘以其1930年47岁为界，除去《白话本国史》《经子解题》外，他的代表性著作几乎多是完稿于其后，倘若“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的自述可信，马列主义不仅成为他第三期思想的主流，而且成为其主要史学著述的南针。事实能否作如此观？
实际上，早在著述《白话本国史》时期，约五四以后不久，吕思勉对马克思学说已有相当了解。他认为，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67)。他还以为，司马迁《货殖列传》“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68)。1928年，他眉批英人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的《历史哲学概论》道：“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事证之，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大抵抹杀别种原因则非是，然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69)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接受者是从两个既有联系更有区分的层面去接纳的。一个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和30年代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分别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侧面受其影响。另一个则是纯学理层面，即把马克思学说仅仅视为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一家之说而接受下来，并在自己的研究中适当援引其具体观点和方法。在二三十年代，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已遭攻击，受到禁止，但在学理上的引用还是相对宽松开放的，这从1945年吕思勉还在自己著作中公开主张“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70)，也可以证明。显而易见，吕思勉尽管颇有“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的论述，也重视对社会作阶级阶层的分析，但无非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阶级学说作为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种，借资为用，融入自己的史学方法而已。
诚然，无视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学者对吕思勉史学的影响是非历史主义的，但这种影响是融在那一时代传入的西学的整个背景色中的，并不构成其史学的主色调。至于他在那份《思想总结》中将其向来在学理层面表述的“马克思之说”改换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马列主义”，并自称“深为服膺”，似乎是1952年“三反”和思想改造那个“洗澡”年代所特有的“思想总结”之语。据此而将吕思勉左拉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右拽向今文学大师一样，也都是非历史主义的。
吕思勉与古史辨派的关系也是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他曾领衔编过《古史辨》第七册，但他显然不属于这一学派。作为新史学的同盟军，吕思勉不仅十分肯定古史辨派批判旧史学的积极贡献，对它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价值也有一定评价，认为古史辨派对中国远古神话的分析“于史学有相当的益处”(71)，并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热情褒扬道：“疑古之说初出，世人大共非訾，然迄于今日，其理卒有不可诬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他也使用古史辨派的某些方法和结论，他论述史事考证的十一项必要性时，有一项即“史事传之愈久者，其变形亦必愈甚”(72)，显然受到古史辨派的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影响。
实际上，于古史有着精深研究的吕思勉对秦汉以前史料考辨早有成熟合理的新设想。就在古史辨派登台亮相的1923年，吕思勉提议：“若以史家之眼光，视古书为史料，则由此等而上之，别东汉人之所为于西汉人之外，别西汉人之所为于春秋战国时人以外，别春秋战国时人所为于西周以前之人之外，其劳正未有艾。”(73)令人注意的是，作为古史辨派的思想领袖，胡适这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也提出，“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尽管胡适“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吕思勉则是径直就古史考辨设想，但在眼光与方法上倒是所见略同的。顾颉刚后来也主张把层累造成的古史传说“以汉还汉”，似即受到两人的影响和启发。
然而，吕思勉对古史辨派的某些偏颇持有不同意见。古史辨派主张古史层累造成说，认为古史系统因此而拉长、放大、变形，对古史系统持全面怀疑态度。吕思勉并不完全否认古史传说有后人有意无意造伪的成分，但同时认为古史事实必然会随着年代久远的传承而剥蚀失落，以至只留下单辞只义。这些单辞只义是传述之人虽“已不能举其详，然犹能言其概”(74)，所保存下来的古史事实的雪泥鸿爪，不能概斥为伪，而应审慎料简，求出真古史来。为此，吕思勉在古史辨派崛起十余年后，序《古史辨》第七册时指出：“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所以益不易董理也。”其用意显然在补正古史辨派疑古太过的偏失。对古史辨派的思想方法论，吕思勉更是颇多保留，不以为然的，认为“疑古亦有条理，不能执空廓之论硬套”(75)。对古书辨伪，他指出：“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76)吕思勉的批语与补正，有其合理中肯处。他与古史辨派的分歧，是新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争，这种争论与分歧并不妨碍他与古史辨派共同为建设新史学作出贡献。
吕思勉对于当时新史学内的疑古、考古、释古各派，是主张共存互补的。他指出：“故疑古考古释古三者不容偏废。然人之情不能无所偏嗜，而其才亦各有所长。于三者之中择其一而肆力焉可也。而要不可于余二者绝无所知，而尤不可以互相诋排，此理亦灼然。”(77)疑古、考古、释古诸派当时在对旧史学的批判与新史学的建立中，各在不同侧面上发挥了作用。可惜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文化随着社会政治的急遽演进，其价值取向也不断激进化。吕思勉所主张的新史学诸派共存互补、不容偏废的局面，随着二三十年代学术思想战线上的几次论战而出现了互相诋排的局面，50年代后又升格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正在形成的新史学还未能形成新传统，便改道折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主流。
话题扯远了，仍回到吕思勉史学上来。实际上，兼容并包，截长补短，可以说是吕思勉对待学术的基本而冷静的理性原则。不仅对新史学的不同流派，即便对中西学术、古今学说，他都坚决反对任何的一偏之见，而采取这种兼摄涵泳、恢宏平和的态度。他曾经指出：
旧时学者，于吾国古书，往往过于尊信；谓西方学术，精者不出吾书。又或曲加附会，谓今世学术，皆昔时所已有。今之人则适相反，喜新者固视国故如土苴；即笃旧者，亦谓此中未必真有可取，不过以为旧有之物，不得不从事整治而已。此皆一偏之见。平心论之：社会科学之理，古人皆已引其端；其言之或不如后世之详明，而粗简则远过之。截长补短，二者适足相偿也。(78)
这段议论，对于我们理解吕思勉的学术思想，进而充分估价他在新旧史学嬗变中的那份独有贡献，都是极为重要的。
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长处有着深切的把握，但又决不是旧史学抱残护阙的守望者；对20世纪初以来传入的西方新学术有着广泛的了解，但又不是偏狭激进的全盘西方化的信奉者：在推进新史学与旧传统的结合上，吕思勉无疑是一个相当合适的人选。由于种种条件和经历的限制，他并没有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运用新史料，扩大新领域，在新史学的园地里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他只是孜孜不倦地以历代正史为基本材料，以这些旧史的残砖断瓦，铺筑起一级级步入新史学广厦的朴实无华的石阶。他的才性也适合他对新史学与旧传统的结合作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探索和实践。吕思勉是顾炎武、章学诚、马端临创立的旧史学传统的继承者；然而，他又超越了被继承的内容。他从所继承的传统里，在理论、方法、命题、体裁等方面，寻找新史学的生长点，将传统史学的合理因素熔铸进他所锻造的新史学的范式中。在旧史学传统向新史学范式的过渡中，他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种结构性转换的创新探索，以便在旧史学的彼岸与新史学的此岸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他从彼岸架过桥来，但无疑是属于此岸的。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园地上，他也构建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人是不会忘记这位大师级的真正学者的。
吕思勉学术体系与主要著述之关系表(79)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