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头角的第三代学人
在《批判》上现身的第三代学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还有杜恂诚、陈大康、仲富兰、胡申生、石源华与余秋雨等。除了沈津与余秋雨，大多数人当年还没跻身学界，只是以大学工农兵学员或“工人理论学习班”成员而初露头角。
杜恂诚当初还是上海味精厂工人，他的首发之文是《由“结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哪里有结合部，哪里就有‘龙江精神’”。他还以工人身份发表了《“斗争并没有停止”》（1976年第2期），评论“以第十次路线斗争（即毛泽东与林彪的较量）为背景”的剧本《樟树泉》（作者就是后来以《苍天在上》等官场小说三部曲而广受好评的小说家陆天明）。杜恂诚评《水浒》的文章都未署厂名。其《论晁盖》（1975年第9期）以毛泽东评晁盖的观点为论旨，歌颂“晁盖毕竟不愧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他与“洪延青”联名发表了《宋江与武训》（1975年第11期），也是配合领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号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于前的“洪延青”究竟化名，还是确有其人。“文革”以后，杜恂诚转入经济史学界，似乎远离了当年涉足的文史领域，近年《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经常有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大作。
陈大康先后刊有《论阮氏三兄弟》（1975年第9期）与《并非小事》（1975年第12期），后文说报刊文章难字注音的，与政治运动无关。前文首先论述阮氏三兄弟是“紧跟晁盖革命路线的革命将领”，而后指证他们在宋江那里“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排击和打击”。文章虽也配合运动，但在六名水军头领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与数日后四寨水军头领排序相对比，考实宋江将三阮位置“在往后挪移”，却颇有说服力。他在“文革”后考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改投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的门下，专治中国小说史，以专著《明代小说史》而声名鹊起，抑不知《论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说研究中占多大权重。
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1972年赴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参加了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这册公社史出版当月，《批判》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学员王金保与石源华合署的书评《战斗的史篇》（1974年第7期），副题就是“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华其后留校，从事过民国外交史研究，现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这篇书评不知是否其史学处女作。民俗学家仲富兰当年也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在评《水浒》时发表过《宋江的“反诗”》（1975年第9期），现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培养所谓自己的“理论队伍”，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了历史学习班。据《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1974年第7、8期连载）说：“这个学习班共有十六名学员，都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学习儒法斗争史。”该文就是“经过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宣讲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斗争史话》也是他们“几个月来的学习成果”。历史学习班成员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后来进入了学界。他当时是上海工具厂工人，除了参与编写上述宣讲稿，《批判》还选载过他与另两学员合署的《儒法斗争史话》之一《女皇帝武则天》（1975年第1期）。江青曾一再把吕后、武则天捧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尽管作者也许未必了然。胡申生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作为知名的社会学者，在今年沪上“中国梦”主题群众性基层宣讲活动中还有他的身影。
在第三代学人中，余秋雨是最具话题性的。关于他与“文革”，与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与石一歌化名等关系，早在21世纪初，就因“二余争论”而掀起过轩然大波，有人甚至揭秘他“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乃至享受当时“中央首长”接见的殊荣。(19)笔者不想评断其他的是非，仅仅讨论《批判》上署其真名的大作。
据余秋雨在世纪之交自己说，“文革”中发表过《胡适传——五四前后》（1974年第1期）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1975年第8期，下称《读鲁》），而后特别声明：“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20)两篇散文也许刊在《朝霞》上，此不具论。至于说只写过上述两篇大批判文章，却显然有误。仅在《批判》上，他的署名文章就有四篇，除以上两篇，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1973年第3期，署名秋雨）与《评胡适的〈水浒〉考证》（1975年第10期，下称《评胡》）。
那封公开信提及《胡适传》说：“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前一句不失为反思；后一句却意在开脱，《批判》创刊号首印数高达三十万册，其后印数更有超过，说影响不大，过来人谁都“不大相信”的。对于《读鲁》，余秋雨承认是他“主动写的”，“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或许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并非他的手笔，但说“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却有悖于史实。
《读鲁》发表不久，《批判》就刊发他的《评胡》。该文劈头就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相信作者仍会重复公开信里所说：“这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有必要指出，《评胡》已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而这份谈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上海市委写作组，按当时中央文件流程，最早也在8月20日前后。(21)而刊登其《读鲁》的那期《批判》，据版权页，出版于8月18日，也就是说，其《评胡》只能写在《读鲁》发表之后。这样，他表白“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自然陷入了罗生门。也许，公开信里那个说法，只是一时失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