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辨的学术渊源
倘若不怀偏见，在考察顾颉刚疑古思潮的学术渊源时，就能发现其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来自宋代郑樵、朱熹，清代阎若璩、崔述、姚际恒，乃至近代康有为、崔适、夏曾佑等一脉相承的本土资源（这是主要的），也受到了同时代胡适、钱玄同的启发与推毂。不可否认，古史辨思潮的兴起也有来自域外的影响，包括日本学界的影响。唯其如此，陈学然才能对勘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疑古辨伪上多有所见略同之处。但倘若由此认定顾颉刚完全剿袭日本学界之唾余，既在证据链上有失完整，在逻辑推理上也未能自洽。实际上，无论是白鸟库吉的“抹杀论”还是内藤湖南的“加上说”，在顾颉刚以前的中国考据学中都不乏其例，只不过缺乏一种聚焦性，更没有那么理论化。
陈学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在文化层面步迹日本，但在政治层面反抗日本的分裂的五四”。(31)那么，在文化层面，“五四”究竟是否“步迹日本”？仍以古史研究为例，纵观五四前后的中国学界，一方面固然呈现出以日本为中介引进西方与日本史学新方法与史学新观念的取向，在具体成果上中日双方也颇有殊途同归的交集（例如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另一方面察诸中国史学界，其根本用意还是将域外传来的这些观念与方法作为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可供利用的学术资源与概念工具。进而言之，日本学界并不拥有这些史学新方法与新观念的原创权，他们也是明治维新后从欧美稗贩过来的。中国学者不过因为地理便利、语言相近，更易于从彼处获取而已。如果要说所谓“步迹”的话，中国史学界步迹的应是整个近代世界的学术新潮（李孝迁的论文对此有充分的论述），而不是简单“步迹日本”所能涵盖论定的。
另一方面，白鸟库吉在创建其古史批判说时，也受到中国近世疑古思潮的启示。石田干之助论及师说时坦承：“在这点上，彼地在昔日18世纪时，已有崔述这样的有识之士，极大地给世人以启蒙”，揭示出白鸟古史批判说与崔述辨伪学的师承渊源，而其师不过审察到崔述“史料批判缺乏彻底性，仍有儒者固有的难以冲破的习癖”，进而引进近代西方古史批判理论，弥补了崔述辨伪学的“遗憾之处”(32)。
所以，论及古史辨派的学术渊源，其本土前驱应该是宋、清以迄近代的疑古辨伪诸大家，其域外师承应该追溯到近代欧美的疑古史学。据李孝迁说，这些史家主要有法国沙畹（其1895年的《史记·序论》已倡“尧舜禹伪造说”）、美国迈尔（其1890年的《迈尔通史》有1905年汉译节本，力主中国信史始自公元前7、 8世纪）、德国夏德（其1908年的《中国古代史》认为尧舜传说“非实有其事”），这些欧美史家怀疑中国古史的论著都早于白鸟的“抹杀论”与内藤的“加上说”。而夏德史学是胡适古史观的来源之一，顾颉刚又受到胡适的启迪，终于凭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成为古史辨运动的弄潮健将。(33)
应该如此勾划中日两国古史批判的学术谱系与传播路径：崔述代表的中国疑古思潮直接构成了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渊源，此前也启发了白鸟代表的古史批判说；在思想方法论上，欧美近代疑古史学同样构成白鸟古史批判说与顾颉刚古史辨的西学资源；在古史辨的西学取资上，既有直接来自欧美近代史学的一手渠道，也有间接取便日本著译的中介渠道。但对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为代表的中介渠道不宜无限夸大，从而否定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创见。对此，黄永年曾为顾颉刚与“疑古”学派辩护道：
只要看过《古史辨》第一册里顾先生的论证，就会知道这和白鸟库吉的“天地人”三才说毫无共同之处。总不能说日本人怀疑尧舜禹之后，中国人就不许再怀疑，只要怀疑就一定来自日本人，一定是抄袭。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34)
准此而论，顾颉刚的古史辨派与白鸟的古史批判说都是中国传统疑古思潮与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论交汇互动而催生的产儿，尽管呱呱堕地有年代先后，倘若仿效黄宗羲的学案体例，相互间充其量不过是学侣关系而已。
学术界与其一味纠结在查无实据而难作定谳的“剿袭”说上，倒不妨换一种思考方式，来重新平章这段公案。自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趋势，即便具体到史学思潮，也已经不再可能是一国内部或两国之间的线性单向传播，而是居于一个多元网络的交错互动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白鸟古史批判说有中国疑古传统的基因，顾颉刚古史辨派也有日本著译中介的因素。当然，古史辨派既然作为近代中国的史学思潮，其沛然初动上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有四年。究其原因，马克思的论断还是适用的：“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5)顾颉刚正是以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让古史辨理论在史学观与史学方法论层面满足了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理论需要。
（原载2014年11月28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1)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
(2)李孝迁：《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
(3)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293页。
(4)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页。
(5)石田干之助：《白鸟库吉先生小传》，《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杂纂》，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533页。本文征引日本学者论述皆由笔者译自日文论著。
(6)津田左右吉：《白鸟博士小传》，《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自传及其他》，岩波书店1965年版，第124页。
(7)白鸟库吉：《迎接纪元二千六百年感言》，《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杂纂》，第437—441页。
(8)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页。
(9)津田左右吉：《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岩波书店1924年版，第475页。
(10)《支那古代史批判》，《白鸟库吉全集》第8卷《亚细亚史论·上》，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589页。
(11)《迎接纪元二千六百年感言》，《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杂纂》，第440—441页。
(12)松村润：《白鸟库吉》，江上波夫主编：《东洋学的系谱》，大修馆书店1993年版，第39页。
(13)章太炎：《与罗振玉》，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
(14)章太炎：《关于国学的演讲》，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第174页。
(15)章太炎：《与罗振玉》，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285页。
(16)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第88页。
(17)章太炎：《历史之重要》，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第162—153页。此处引文据《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下第490、493页补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第225—227页。此处引文据《章太炎全集·讲演集》下第575—577页补正。
(19)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292页。
(20)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四种合刊》中文版代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2、73页。
(22)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学衡》1929年第67期。
(23)参见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张荫麟全集》中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1—813页。
(2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25)钱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09页。
(26)顾颉刚：《任大椿之疑古》（戴震之反疑古），《顾颉刚读书笔记》第9卷上《愚修录》（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6617页。
(27)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第227页。
(28)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341、363—364页。
(29)《匈奴属突厥族或蒙古族问题》，《顾颉刚读书笔记》第4卷《浪口村笔记》，第2121页。
(30)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326页。
(31)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3期，第357页。
(32)石田干之助：《白鸟库吉先生小传》，《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杂纂》，第532—533页。
(33)李孝迁：《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第270—282、290—292页。
(34)黄永年：《评〈走出疑古时代〉》，《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3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