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思与国际襟怀
刘子健身处旅美华裔学者圈，以其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为首，还有萧公权、瞿同祖、杨庆堃、张仲礼、许烺光、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还包括他的夫人王惠箴(26)。
刘子健赴美不久，世界风云陡变，冷战加剧。他因现实因素而旅居美国，“却始终关心中国、热爱中国”，“更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27)，他曾对友人说起，“青年时代是国耻时代，自己也险些遭难，所以对《满江红》等歌曲有一种特别的感情”。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在美的不少中国人都希望中共打败，而他却希望中共打胜。他说：“因为这不是中共的战争，而是中国人的战争。自己是中国人，当然希望中国打胜。”(28)终其一生，刘子健始终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战败七周年，杨联陞邀集刘子健等在家中餐叙，在座者回忆“故事甚多”，刘子健在杨府纪念册上慨然题诗，序里抚今追昔道：
罗斯福逝世消息传来，洪先生于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胜利，师友亦各事所业。今日来剑桥，适日皇诏降日之纪念，在杨府盛馔后复作叶戏，喟然忆旧。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其诗云：
落花时节又相逢，七载沧桑志未穷。
杜老壮游今古恨，方城有友话诗钟。(29)
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龟年为比喻，抒写了客居异邦的故国之思。在中美关系长期断绝的态势下，这种郁积的情思越来越挚烈。
1965年的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刘子健、杨联陞与黄仁宇。饭后，何炳棣唱《霸王别姬》，刘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联陞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30)
1967年，刘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运动正酣，他把满怀忧思写入《京都志言两首》：
其一
独游重到洛京边，愈欲吟诗泪竟先。
点点青山思故国，悠悠秋水共长天。
何堪旧雨终分袂，偶有新知且并肩。
日月如梭飘泊度，支离忍性乐耕研。
其二
参禅时亦悟天真，寄迹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书宁谈史，生逢乱世幸全身。
江山契阔诗情在，京洛追随客梦新。
邀月何如先问月，归乡有日举杯频。(31)
他在诗里有感于“生逢乱世幸全身”，以“支离忍性乐耕研”自道治学甘苦，也颇得“偶有新知且并肩”之乐。但二十年来，亲旧分袂，江山契阔，落得飘泊寄迹，只能在异国客梦中遥隔长天而望断悠悠秋水，追忆家国而回望点点青山，内心深处殷切期盼故国重回新春，自己也能“归乡有日”！
旅美治学期间，刘子健深以为憾的是“独学无侣”。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从60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展现了卓越的协调能力与非凡的人格魅力。
1963年，刘子健到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经其倡导与协调，邀请姚从吾、方豪、赵铁寒、蒋复璁在南港小聚，发起成立了“宋史座谈会”（Colloguium on Sung History）。其后，他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1964年曾委托“中央研究院”屈万里转请程元敏编集《现存宋人著作书目》(32)。
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刘子健多次访问过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与新亚研究所。1964年，杨联陞致函钱穆，称赞刘子健“人极能干、热心”(33)。他还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委员，在香港史学界也广有人脉。
从60年代起，刘子健多次赴东瀛学术交流，与日本宋史名家宫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义信、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与柳田节子等广结学谊。在交往中，他“秉持着尽管憎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却对日本与日本人从不表示敌意的严正而宽仁的态度”(34)。他正是以这种理性的姿态充当日本学术的理解者与对话者，也日渐成为国际宋史学术交流的核心人物。
转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刘子健发起创办了国际宋史研究情报志《宋代研究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35)。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这份杂志开始定期发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为《宋辽金史研究报导》）。他还受西德国家学术协会之邀作访问学者。总之，在战后国际宋史学界的学术交流中，刘子健不仅是最活跃的著名学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动者与协调者。
在刘子健的推毂下，1971年，第二次国际宋史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也邀请了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参加，“算是美、德、日的三边会议，恰巧全汉昇先生去欧洲，非正式的参加”。刘子健将自己题为《宋史会》的两首旧体感怀诗印发给与会学者。其一云：“读史从心欲，千年尚此风（自注：适值宫崎翁古稀大庆）。湖山看不尽，盐酒议无穷（自注：论文题也）。远至如归客，遥游感作东。何时重会友，他地以文逢。”其二云：“昔年鹅湖事，今人异国逢。谁知辽夏别，竟识宋金同。泛尔得分究（自注：德国会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云天际散，当念屯山中。”他在诗里以鹅湖之会作比，抒写了与学问同道在异国共论中国历史的学谊与友情，凸显出他的旧学修养与文学才情。会议也确实有过“浮云”，“在会后编研究集，意见不同。主编的人不愿意接受日本前辈的论文，（刘）子健抗议，把自己的论文撤掉，不在那里发表，因为这违反原来国际合作的大目标”。(36)
刘子健这种宏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与执着的追求，在国际宋史学界堪称典型而罕有其匹(37)。正如邓广铭所说：“子健先生的为学如其为人，为人如其为学，都可用笃厚朴实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一切受他沾溉的后辈都具有春风化雨的感觉，能使得与他同辈和年岁稍长于他的同道们，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们一样，为他的这种笃厚朴实的作风所感染，突破了国家、民族、宗教的界限而与他结成知交。”(38)
其弟子回忆刘子健对美国中国学领域年轻学者的无私帮助：
作为这个国家（按：指美国）里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39)
为了方便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了补偿独学无侣的缺憾，刘子健的大部分论文都有亲力亲为的中英文不同版本，有的论文则以日文刊行。有研究者指出，刘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写，所以能与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经由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第三者为他翻译的文字，保持一种平等而良好的交谊”(40)。不言而喻，他终生致力的远大目标，正是突破国家与民族界限的宋史领域的国际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