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批判与历史写作
在刘子健史学的轻重缓急中，首重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其次构建分析的格局，然后是“需要找（那）[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94)。他曾向学生说法：“至于史料史实，几年后也就忘了很多，如果需要用，有书目在，可以去找。但脑筋如果不好，却不易扭转。”(95)他对某些美国学者一味想到中国找外界未见的史料，嘲讽他们“等于是终南捷径，可以平步登天”(96)。
在史料学上，杨联陞表彰刘子健“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97)，说的就是对史料的批判性解读与运用。这种批判，就是对史料“经过细读、分析、推论，也可以得到超出意想之外的成果”(98)。刘子健尤其强调：“不要让史料自己说话，要替它们说话，这样才知道自己了解得够不够。”(99)他“在辨别宋代史料中的许多曲笔和多层内涵方面，有着令人吃惊的娴熟技能。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历史与人文方面令人羡慕的判断力，而这种天赋绝不亚于他的渊博知识”(100)。
刘子健告诫说，“我们今日整理历史，不但得用各种文集和笔记材料来排比推考，还得把握当日情势，设身处地的去细细揣度，才能体悟到这些记载的本意所在。”他以神道碑与墓志铭为例，一方面指出，“一般而论，多属美言”；一方面却洞烛到，“在美言之中，也有时暗含‘微言大义’。这些追述的记载，不独是正史所据，并且的确是主要的原料”(101)。在王安石新政研究中，他批判性地指出：“王安石死后迅速涌现，并充斥整个南宋时期的五花八门的私人笔记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它们中间有不少都充斥着谣言、诋毁，甚至是捏造。”(102)他有学生研究宋代书学机构，结论指出，宋代书学机构“还是继承唐代的书学而来，在制度上宋代并没有什么新创的”，他在批语中称赏其史料批判的眼光：“对的。别的书上往往夸张[御]书院、书艺[所]，此实不然。”(103)
在史料上，刘子健并不推崇无所选择地搜集与占有，而主张从基本史料入手。他认为，在处理由小见大的问题时，“史料的种类并不一定需要很多，如果发现了有兴趣或有意义的问题，不妨先确定少数几种主要的史料”(104)。他提出，史料搜集也有经济学上的报酬递减律：“整理历史，也受经济学上所谓递减的定律，再花很多时间，搜集大量次要的材料，是否倒弄成事倍功半。”(105)其弟子对乃师的递减律有进一步的说明：
刘子健先生数十年前在美国教学和研究，即使是利用纸本资料也比不上今日的丰富和便利。他一再主张，搜集到的史料足以支持论点，便应下笔，若一味追求完备，遍翻群书，也许偶然会找到重要的新史料，但更多的是陷入经济学的报酬递减律，事倍功半。(106)
美国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收藏宋代文献而著称于世，刘子健的另一弟子追忆自己利用这家图书馆的经历说：“当我以为自己发现一部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文献时，我总能发现刘子健先生在那里塞过一张纸条，或折过一页书角。”(107)足见他并不轻视史料的搜集，仅仅不提倡在次要材料上漫无节制地多下功夫。史料报酬递减律的提出，既与他从大处入手的历史观有内在关系，也与其客居美国时期纸本史料的分布现状有关，后人不应误解为他漠视史料在研究中的价值。他对弟子论文中据广搜资料整理而成的《宋代御书院已知人名录》，批有“好极”两字，表明他同样注重史料的考证。
与史料报酬递减律相关，刘子健对个案研究也持类似见解。针对应否多做个案研究再作归纳，一个个案能否对大问题作出结论等质疑，他认为，历史研究同样应该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就是做实验，建立一种看法。用这看法，进一步实验，再修正或充实这看法，再深入，再扩大”。其中，“看法是申论，不是结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中的个案，并不仅仅充当归纳法的例证，而“应当配合已知的各方面的知识，阐明历史的大潮流，取得通盘的看法。从所谓窄而深的研究，走向较宽的，也是较深的申论”，惟其如此，“假定没有一种看法，个案尽管多，成果不过是大同小异”(108)，显然同样适用史料报酬递减律。他对宋代士大夫进行研究，也只“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109)，以此作为不同类型的典型个案，以其一贯方法，配合有关知识，提出申论，作出解释。
刘子健的历史写作，其弟子柳立言概括出最得心传的四项原则，兹转述如下，略作补充。
其一，论旨明确。刘子健的历史写作，无论论文，还是专著，“无不开门见山，一下子厘清问题，说明其历史意义与研究取向，让读者有线索可循”。他总评弟子《笔墨纸砚在宋代》时有批语说，“不必一定要从原始讲起，那是另外一题”(110)，也无非提醒他论旨必须紧扣宋代。关于历史现象描述，他总要追问描述的目的在哪里，因为“历史真相，何只千万，必须说服读者有什么重要性”(111)。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杨联陞称赞他一方面“不使用不必要的细节或专业术语来增加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仅仅因为很难解释而回避复杂的问题”(112)。
其二，取材精审。在历史写作中，刘子健反对堆砌史料。他的中文论著基本没有大段引文，仅仅恰到好处地征引最关键的一二条史料；即便同一问题有参差不齐的史料，也决不逐条繁琐罗列，而是先经过批判性解读，再“权衡轻重，用自己的文字综合陈述”。凡与主旨“无直接关系的资料和议论，纵使难得和精彩，也一律割爱”(113)
其三，组织严密。刘子健的论著“各章节分则自成一体，合则如九子连环，层层相扣，处处与前旨呼应”。为此，落笔之前，他“大力主张写摘要，可帮助作者分清楚哪些是叶，哪些是枝，哪些是干，一级一级组织起来”。他点化弟子说“历史如错织经纬”(114)，讲的似是历史写作的谋篇布局。他的“作品甚重气势，脉络分明而又前后紧凑”；在写作技巧上，“段落之间讲究起承转合，段落本身也注重首句开宗明义或末句画龙点睛的作用”(115)。
其四，文字精简。刘子健的历史写作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自具特色，尤其讲究行文的传神与锻炼。他反对“化简为繁，以量惊人”；主张“用十个字便可以说清楚的，不要用十一个字，而每个字不但要具体，还要说出最多的意思”(116)。他倡导论著“不需要写太多，简论就够了”，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可能是定论，只是一种建议性看法，“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修正充实”(117)。惟其如此，不仅涉及诸多大问题的论文，即便《宋代中国的改革》与《中国转向内在》那样的名著，中文字数也分别仅在八万至十万之间。
在开放多元的历史观的主导下，刘子健在史学方法上将善于发现与提出史学领域的大问题与新问题置于学问的首位；然后根据问题，因问求法，建构一个最适用既定问题的分析格局；在运用分析格局时，史无定法，借鉴一切可资利用的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善于引入模式与类型等多层级的分类概念，帮助分析问题与解释问题；在批判性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在历史写作中贯彻论旨明确、取材精审、组织严密与文字精简等原则，完成超越前人启发来者的史学论著，这就是刘子健史学的精髓与要义。
附记：邓小南、聂文华先生惠允引用刘子健致邓广铭先生函，田洪先生提供傅申手稿照相版，王茂华在资料上亦有助力，谨此感谢。
（原载《唐宋历史评论》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1)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历史月刊》1989年第17期，第77—80页；《重印自志》，载《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新文丰出版公司1963年版，第3页；王锺翰、翁独健、刘子健：《洪煨莲先生传略》，载《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邓广铭：《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版。
(3)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4页。
(4)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页。
(5)同上书，第4页。
(6)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6页。
(7)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3页，宋史座谈会，1994年。
(8)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4页。
(9)刘子健：《中国历史中统合的因素及其相互的影响》（邢义田译），《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61、163页。
(10)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1页。
(11)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4页。
(12)刘子健：《中国历史中统合的因素及其相互的影响》（邢义田译），《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文化传统的重建》，第162页。
(13)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93页。
(14)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张钰翰译，下称《宋代中国的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15)刘子健：《略论南宋史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5页。
(16)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2页。
(17)同上书，第18页。
(18)刘子健：《序言》，《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下称《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9)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宋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
(20)刘子健：《中国式的信仰》，《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69页。
(21)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8页。
(22)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44页。
(23)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宋史研究集》35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505页。
(24)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9—10期。
(25)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26)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
(27)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28)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
(29)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30)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31)转引自李伯重：《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序》，载《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卷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32)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价》，《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9—10期。
(33)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页。
(34)转引自李伯重：《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序》。
(35)刘子健：《略论南宋史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79页。
(36)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37)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页。
(38)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2页。
(39)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40)戴仁柱：《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丞相世家》卷首，中华书局2014年版。
(41)刘子健：《引言》，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页。
(42)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3页。
(43)刘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价》，《食货月刊》1986年第15卷第9—10期。
(44)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8页。
(45)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
(46)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47)杨联陞：《宋代中国的变法·序》，《宋代中国的变法》，第62页。
(48)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2页。
(49)刘子健：《试论宋代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94—95页。
(50)刘子健：《宋代考场弊端》，《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30、232、247页。
(51)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51页。
(52)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4页。
(53)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1页。
(54)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51页。
(55)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40页。
(56)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51页。
(57)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40页。
(58)李涵：《与刘子健君一席谈》。
(59)刘子健1979年9月4日致宦乡函（邓广铭藏札）。
(60)邓广铭：《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前言》。
(61)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
(62)杨联陞：《宋代中国的改革·序》，《宋代中国的改革》，第61页。
(63)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88—89页。
(64)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65)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5页。
(66)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74页。
(67)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68)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两宋史研究汇编》，第41页。
(69)刘子健：《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宋代的一些例证》。
(70)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95页。
(71)徐泓：《在“宋史座谈会”举办纪念刘子健（半宾）先生的会上发言》，《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29页。
(72)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41页。
(73)同上书，第40页。
(74)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10页。
(75)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161—164页。
(76)刘子健：《包容政治的特点》，《两宋史研究汇编》，第43页。
(77)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78)这一类型区分也见其《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37—138页。
(79)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7页；《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0—82、85页。
(80)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3页。
(8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1页。
(82)同上书，第2页。
(83)刘子健：《中国式的信仰——用类别来解释》，《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63页。
(84)刘子健：《试论宋代的行政难题》，《两宋史研究汇编》，第96页。
(85)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08页。
(86)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161页。
(87)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35—136页。
(88)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0页。
(89)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88页。
(90)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36页。
(91)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0页。
(92)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169页。
(93)刘子健：《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36—137页。
(94)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页。
(95)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96)刘子健1981年2月9日致邓广铭函（邓广铭藏札）。
(97)杨联陞：《宋代中国的改革·序》，《宋代中国的改革》，第61页。
(98)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07页。
(99)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5页。
(100)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01)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153页。
(102)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第82页。
(103)据傅申手稿。
(104)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07页。
(105)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4页。
(106)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07)戴仁柱：《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
(108)刘子健：《刘宰和赈饥》，《两宋史研究汇编》，第354页。
(109)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12页。
(110)据傅申手稿。
(111)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4页。
(112)杨联陞：《宋代中国的改革·序》，《宋代中国的改革》，第62页。
(113)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5页。
(114)据傅申手稿。
(115)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5页。
(116)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5页。
(117)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