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本人是倾向多元论的”
历史观是史家对历史与史学的根本看法，可谓史家的灵魂。刘子健认为：“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纵逝，无法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也就是说，历史实相无法再现，而造成历史的因素复杂多元，过程驳杂纷繁，后人不能通过重演或试验来观察历史，故其反问：“庞大无比的历史，渊源深长，错综复杂，变化不息的潮流，谁敢说一目了然？”至于史学研究所取资的史料“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在他看来，“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3)。
既然借助史料获知的历史，不能据为定论，便引出与历史观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史学是否属于科学范畴？刘子健明确反对将史学与科学等量齐观：“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4)其二，史学的功用是什么？刘子健认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他对测度有进一步表述：“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测勘、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的误尽苍生。”(5)
立足于史学并非科学而只是测度的根本立场，刘子健反对一元论的历史观：“古今中外许多史观都是一元论，抓一个主因。其实主因不一定是单数。有时很可能是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连带关系。”(6)他指出：解释历史，“只有多元的互关性，没有一元的决定性”；各因素间“只有相对的重要，没有绝对的重要”。正如其弟子追忆：史学“必须容纳异说，才能有博大的气象；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先生最为反对”(7)。
相对于一元论的历史观，刘子健主张多元论。他提倡对历史作多方面与多角度的研究：“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关照应当是多元的，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在每一次角度转换中折射出更为多彩的光华。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一枚切割精良的钻石，人们不会只从一个固定的角度观察它，而是会不断地转动它，在转动中去观察它的每一个刻面。”他坚持任何研究结论都不是定于一尊的独断论：“本人是倾向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8)他指出：“由于中国史的复杂性，我们通常不太满意各作片面式的描述”，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统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少可以找出三组广泛相互影响：地理的、思想的和制度的因素。”(9)反对一元论与独断论的历史观，深刻影响其史学方法。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就是不同史家的多方推论与比较综合，应该具有兼容性。他还认为，多元论引导不同的研究者“从多方面去看，基本上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说看法愈多，对历史的了解累积起来也愈广愈深”(10)。他机智地翻用盲人摸象的寓言论述这种兼容性：
如果同意多元论，就可能把这四种测度，截长补短，调整综合，以取得较近事物的印“象”。可能像水牛，可能像骆驼，但总不至于“瞎”闹半天，莫衷一是。
出于多元论的历史观，在刘子健看来，史学研究当然具有开放性。他指出：“主张多元论，也就是赞成研究历史的学人，各抒己见。其中有明眼人，但也不必唯我独尊，天长日久，自见分明。这也是既合乎科学精神，民主作风，又合乎儒家原有谦虚态度的过程。”(11)例如，他明确反对不断演进的历史观念，主张历史“不一定是直线的演进，而是许多错综、平行潮流的汇合”，却谦容地认为，“这种看法，正和进行一般的讨论一样，是和其他的意见并行不悖的。”(12)基于多元论，他明确反对史学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与不易之论，认为“十年寒窗的结果，也未必成为一字不易的定论”；进而主张史家论点“不必等到研究完成才发表”，应该仿效现代科学，即“研究正在继续，就提出报告”；这样，及时“可以得到指正，建议和启发，有助于研究”(13)。他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为《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作自序时就虚怀若谷地表示，对王安石“重新评价的任务仍旧刚刚起步”，“需要许多学者从事新的研究”(14)。他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里首倡“南宋文化模式”，却声明“只是刍言，绝非定论。目的是抛砖引玉，呼吁各方学人，各抒己见”(15)。
多元论的历史观让刘子健史学充满了生命力与创造力。例如，他对岳飞再研究时就指出，虽有无数人研究过岳飞，但既然“史学研究是多元的，从新观点去摸索，又可能发现新的透视，新的兴趣”(16)。他自述研究宋代社会之所以提出多元社会的创见，“一半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显示这大方向，一半也是笔者，用多元的观点，从宋代的史料里得到的概念”(17)。同样得力于多元史观的开放性启示，他认为，“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18)，得出了两宋之际政治文化转向内在的大判断。
既然史学研究只是一种测度，其中既蕴含了史家独到的看法，也必然投射出他的某种关怀。在刘子健史学里，这种关怀尤其灼热，这是与他浓厚的家国情怀密切相关的。他提议史学界应抽出力量研究传统文化中能适应现代潮流的东西，以便“运用传统的优点，变成活力，推动最合乎国情的现代飞跃”；而“探讨活的国史，动的通史”，正是历史学家不容推脱的责任(19)。例如，他在研究中国文化中的信仰时，就试图为现代化的社会道德与社会信仰推论出两项原理：“第一，中国地大人多，历史久，延续长，可能要尽量沿用多种复合的方式。尽管进行现代化，还是力求复合，不强求一元化。第二，从前统一这些多元的因素是礼教。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而是共有共守的社会道德。在打破旧礼教之后，努力推行现代化，更迫切的需要新旧复合的社会道德。重达和加强社会的信仰，一定有助于进步。”(20)强调多元复合、新旧复合，反对一元化倾向，是其推论的立论基础。他以研究所得呼吁：“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21)，表达出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关切与隐忧。
这种现实关怀体现了刘子健的价值观，是其多元论史观的自然发抒。在《中国转向内在》里，他研究的是中国为何转向内在的历史课题，关注的却是中国如何不再转向内在的现实问题。作为华裔美籍学者，他深切了解中国特色及其知识分子，知道中国“在大多数时候，政治总是在决定一切”。在该书结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