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的成书与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叶，严耕望起念写一篇《治史方法之我见》，还草拟了提纲大意，已具《治史经验谈》雏形，但事务丛脞终未成稿。1974年，他赴香港大学讲治史经验，后将论“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部分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刊布，颇受青年欢迎，希望他多写这类文章。⁽⁷⁾1979年起，他修改讲演旧稿，续撰论学新作，屡经增订，数易其稿。1981年，《治史经验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甫一行世，大得好评。

次年，严耕望接待台湾杂志编辑与史语所后学来访，由黄宽重整理成《严耕望先生访问记》发表。有感于“仓促应对，未能畅达”，事后，他据来访者所列问题，并新增若干，陆续成文，个别篇什曾先期刊出。1985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后附上述《访问记》与《唐代交通图考》序言，题为《治史答问》，仍交“岫庐文库”刊行，内容都是《治史经验谈》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却未遑详述的，自称可“视为《治史经验谈》之续编”⁽⁸⁾。

1990年，钱穆逝世，严耕望受托撰成《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以为追思；还续作《从师问学六十年》，以追随钱穆的问学经历为主，兼忆小学与中学两位老师。1992年，这两篇回忆结集，附录此前发表的《我与两位王校长》与《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总题《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仍由“岫庐文库”印行。⁽⁹⁾《治史三书》至此告成。但其生前，台湾始终将三书独立印行。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¹⁰⁾钱穆也劝勉他应“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¹¹⁾！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¹²⁾，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¹³⁾，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治史三书》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¹⁴⁾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20世纪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时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十年，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

直至1998年，大陆才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编为《治史三书》，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近世文化书系”。2006年，该社将其改版为《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纳入“花生文库”的“大师谈学习系列”。2008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2016年恰逢严耕望百年诞辰，特推出纪念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