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治史入门书

三、最佳的治史入门书

《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这里仅对荦荦大者略作导读。

1．史家的志业与修养

历史学家以史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其能否最终取得重大成就。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此，他提撕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

关于抱负。严耕望认为，史家应该“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¹⁵⁾在社会责任感上，他首先强调：“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史学应以无用之用作为价值标准；但也肯定，“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应予首要的关注⁽¹⁶⁾。然而，在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上，严耕望与“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异趣，更无导师钱穆“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的价值取向，他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¹⁷⁾对《唐代交通图考》，他认为：别人“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¹⁸⁾

关于自信。严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而后指出：“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¹⁹⁾

关于计划。张之洞早指出，“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²⁰⁾，钱穆昔年也提示：“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²¹⁾严耕望秉承师说告诫后学：“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²²⁾，因为史学研究是艰巨长期的大规模工作。即如他的唐代交通研究，“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²³⁾，就计划三步走，首先《唐代交通图考》，其次《唐代人文地理》，最后《国史人文地理》，三者有其一贯性。虽天不假年，仅基本完成前者，计划中后两部著述只成若干专论，但如他坦承，若事先“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²⁴⁾。如何将三大原则落实到研究工作，严耕望总结出身体力行的八字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定”，并逐一申述了大义。⁽²⁵⁾

严耕望认为，作为优秀史家的最基本条件，在生活准则与人格修养上，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说得具体点，应有“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说得警策点，即他提炼的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²⁶⁾而要真正进入这一境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²⁷⁾。为此，他给出两条建议。一是锻炼体魄，在他看来，“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务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²⁸⁾。二是修养人格，他结合自身与时贤的正反经历，总结并缕析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五条原则。前三条与八字诀中“定”都有密切关联，严耕望再三致意后学：对内心的见异思迁，外在的压力诱惑，都要“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将心力时光都投身于史学研究。⁽²⁹⁾

2．治史的方法

严耕望谦称“不太讲究方法论”，自认为《治史三书》“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然而，这本书毕竟是专讲史学方法的著作。讲史学方法可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史学概论类的高头讲章。这类方法理论，在严耕望看来，“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³⁰⁾。他以为，这类史学方法，难免呆板僵化，流于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另一类便是学有成就的史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的方法，往往亲切而实用。据说，萧启庆曾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作《治史三书》时，严耕望已卓然成家，当然有足够的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

严耕望承认“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他甚至接受唯物论，认为“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³¹⁾人类的历史包罗万象，史家面对的课题纷然杂陈，倘拥有越多的方法与手段，处理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这是不言自明的。

唯其如此，严耕望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态度：史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该是无止境的进步，愈后愈臻精密”⁽³²⁾。然而，史家应对的课题各不相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同一课题，不同史家的应对方法也未必千人一面。史家也如兵家，兵家有“兵无常势”之说，史家也有“史无定法”之论。正鉴于方法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严耕望结合几十年治史经验，同样主张：“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因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各种社会科学对治史都会有帮助，但也各有局限性，倘若执一驭万，无异刻舟求剑。以量化史学为例，严耕望说自己最喜用统计法，但接着反问：“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³³⁾

在治史的根本方法上，严耕望尤其强调：研究者“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他说自己“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³⁴⁾这与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唯其如此，他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为任何预设的理论观点所奴役，无论大陆史学有过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还是海峡两岸滥用西方史学那种模式先行的做法。

在治史方法的观摩体悟上，严耕望主张：“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³⁵⁾在中国通史的入门导读上，他就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以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之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之作，“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开启史海之航，将会四处通达，无往不可。⁽³⁶⁾

3．专精与博通

自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³⁷⁾，文史学界对专博的议论层出不穷。严耕望则以专精与博通的对应概念展开这一议题。他首先区分了“专”与“精”、“博”与“通”之间的具体差别：“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然后申述己见：“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近代学术分科细密化已成大势，最易导致治学偏走专精一路，史学也不例外。但专精仍应以博通为前提，史学尤其如此。严耕望认为，这是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³⁸⁾

博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史学本身的博通，如果研究断代史，必须对研究断代的前后时代有深入的把握；倘若研究专题史，必须对其他专题史也应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学。严耕望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这与当下倡导的跨学科视野与多学科方法若合符契。博通之重要，从消极层面说，“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从积极层面说，“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³⁹⁾

正是从博通出发，严耕望认为：“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断代研究便不能画地为牢，不应将研究时段限制得过于短促。在这点上，他的主张与现代西方“年鉴学派”倒是所见略同的。他告诫学子：“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⁴⁰⁾他尽管没有写过宋史论著，为对研究唐代有所帮助，却把《宋史》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⁴¹⁾

从博通出发，严耕望提醒后学，应该“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面”的研究，就是“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即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二是“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三是“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孤立“点”的研究，由于对整个时代缺乏全盘认识，每次看书只是翻查材料，还“美其名曰仄而深的研究”。这样，一来“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二来“如此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而实际成果甚少”，事半功倍，欲速不达。⁽⁴²⁾

如何才能夯实博通的基础，严耕望劝勉史学入门者，应“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⁴³⁾。严耕望所谓“几部大的旧书”，《治史三书》未见明示，他另有《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曾列出10种书目⁽⁴⁴⁾；当然，由于治史断代与方向不同，后学不妨作适当的选择与调整。但有志于传统文史之学者，《史记》《汉书》与《通鉴》似乎都应列入。而他所谓“彻底的看”，就是从头至尾地细读精读，倘有注疏考证都不轻易放过。这一做法，也是诸多前辈史家与当下学者指导研究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青年学子入门之初，应该彻底看几部大史书，在专业知识与基础史料上，尽可能打下博通的根底；起步之后，严耕望提醒，因“一个人的研究重心范围不能太多，多则精力分散，工作不会能精”，而在自己熟悉的少数大范围内，无论选择课题，抑或撰写论著，“不但较少出错，而且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⁴⁵⁾在他看来，最可行的进境是“由小而大，由专而通”，从专精逐步走向博通。他研究唐代交通即遵循这一轨辙，从每一道着手，从点及面，由小到大，最后汇为全国性的交通图考；他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倚赖的也是同一路径，先是作专精的《唐代交通图考》，而后是唐代人文地理，最终是国史人文地理。⁽⁴⁶⁾

对应专精与博通之论，严耕望还阐述了考据之作与通识之作的关系，对章学诚的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高下论，作出了回应：

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⁴⁷⁾

议论透辟，毋须词费。严耕望一生研究也始终在追求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一身二任。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固然偏于考索，国史人文地理虽仅成十余篇论文，但已与传统沿革地理大相异趣，从政治地理“推展到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欲从人文地理角度窥探全史”⁽⁴⁸⁾，自有其独断与通识。

4．史料与史学

傅斯年有“史学即史料学”口号，本意乃强调史学是对史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由其掌门的史语所自是史料考证学派的巍然重镇。严耕望毕生供职于此，史料观当然深受其浸染。在史料问题上，他首先注重基本材料书的价值，“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而后强调“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他以身说法：“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⁴⁹⁾只有这种阅读，才能由自己建立起对这一时代的概括性认识。

自陈寅恪首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⁵⁰⁾，新史学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新潮流，蔚然成风；但对新材料理解也出现了偏颇，往往局限于新发现的稀见史料上。在稀见的新史料与普通的旧史料关系上，严耕望却认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应该“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的治史取径，“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⁵¹⁾

在史料用为证据时，严耕望指出，既要处理好概括叙述性证据的较高价值与例证性证据的较低价值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也要甄别史料证据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差异与限制，还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区别，只有“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在建立己说或否证他说时，他还总结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攻防原则。⁽⁵²⁾

在史料观上，严耕望指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⁵³⁾所以他主张对历史真相要尽量少下否定的断语，这与赵元任所主“说有易，道无难”两相契合。正鉴于此，在史料搜集上，严耕望贯彻陈垣的“竭泽而渔”原则，先将史料一网打尽，再做“地毯式的全面考证”⁽⁵⁴⁾。他自述为研究唐代交通，“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类书、杂著、诗文、碑刻、佛藏、科技诸书所见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身体力行了傅斯年力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⁵⁵⁾

基于“竭泽而渔”原则，在史料处理上，严耕望强调：“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⁵⁶⁾这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⁵⁷⁾他明确反对史料处理上的抽样作证，用于服务政治的特别目的，固然要不得；“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同样值得警惕。他还批评对史料的断章取义：“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⁵⁸⁾

在史料选用上，严耕望遵循陈垣史源学主张，强调“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因史料每经一次改编，其信息真实性就可能多一次流失或改塑。后出胜于早出的史料特例也非绝对没有，但引用时“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这与朴学强调“孤证不为定说”如出一辙。⁽⁵⁹⁾

5．论题选择与论著写作

严耕望将治史方向与论著选题分为具体性与抽象性两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诸领域，客观实证成分较多；后者如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诸领域，主观判断成分较多。他以自身经验建议学子：“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⁶⁰⁾当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强求一律。但他的建议，实含良苦用心，入门者不妨先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必要的训练，再转向抽象性研究，由实起步，能够根砥不浮，由虚入手，难免游谈无根。

在论及大问题与小问题的辩证关系时，严耕望认为，史家当然应重视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此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而做小问题时，却应“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他的《唐代交通图考》，便采取这种聚小成大、集腋成裘的做法，终成不朽巨著。他还建议学者，“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他积一生经验的金玉良言。⁽⁶¹⁾在选择具体论题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能否胜任，存世材料能否全面到手与足以敷用，从学术史检查判断选题可行性，严耕望对此也都有所开说。

历史学家是以论著为成果贡献给学界与后人的。作为史学成果，无论著作还是论文，严耕望认为评判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前者是低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后者是高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⁶²⁾史学论著最终应该达到何种境界，严耕望借用《孟子》论断而高悬鹄的：“充实而有光辉”。所谓“充实”，指“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是有价值的史学成果的基本条件。所谓“光辉”，一是有识力，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⁶³⁾他进而将史学成果分为发掘史实真相与解释历史问题两种类型，认定前者考证复原，“永远有其价值”，而后者见仁见智，“或许有时间性”⁽⁶⁴⁾。严耕望自己毕生追求的成果，便是“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⁶⁵⁾。他的代表作《唐代交通图考》，器局之大鲜见其匹，功力之深难望其背，堪称这一境界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