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初期的政学取径

回国不久，丁则良便加入民盟，出任清华区分部宣教委员，与同校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等师友过往频密。据周一良说，丁则良回清华园后，就“在党组织领导之下，按照负责校委会的吴晗同志的具体指导，积极热情地参加清华历史系的工作：学习马克思主义，改进教学，开展研究，团结老教师等等。他善于出主意，也乐于出力气，工作有热情而负责任”⁽⁶⁸⁾。当年对自己的进步“是有帮助、促进作用的”，不仅介绍他参加民盟，还第一个鼓励他“争取入党”⁽⁶⁹⁾。丁则良对新政权是竭诚拥护的。1951年，他与妻子随清华的队伍游行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据其长女回忆，“晚上回来时，他们虽然游行很累，但是脸上洋溢出那种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的感情非常真挚，令我羡慕和佩服”⁽⁷⁰⁾。从归国到辞世的短短七年间，丁则良在教学科研上异乎寻常地投入。其长女回忆他总是研究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甚至多次因工作忘却与妻儿同看演出的约定。凭着清华与联大的学术积累，兼之英伦留学的锐意汲取，丁则良进入了学术发皇期。

1950年夏，丁则良担任中国通史教研组的负责人，在教学小组活动中作《宋代土地问题》专题报告；秋季，在清华与北大联合举办的教学讨论会上，再作同题报告。他编辑了《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1—3册，第3册为庄园制与租佃制，署名清华大学历史系丁则良辑；还完成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次年发表）。这年，作为编委，他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孙作云、关德栋等发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还撰写史学文章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1951年7月，丁则良出席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这年，除刊出两篇中国古代史论文外，他发表了多篇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诸如《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从其论题所及，不难发现：一是他的研究重心由中国古代史（尤其宋史）明显转入中美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英伦留学的学术训练大有用武之地；二是他的史学论著主观上留有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烙印，客观上也为中国时局所欢迎。其中《李提摩太》一文被有关方面选为学习材料，丁则良随即将自己与之有关的文章扩写为同名专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在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影响不容小觑。⁽⁷¹⁾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或因退党的历史问题，丁则良也“登台发言，痛哭流涕”。好友周一良当时很不理解，后来“了解他的过去，才恍然领悟，这是他悔恨交加的心情的表现。这种心情，转化为他积极工作的热情，成为支持他勇往直前的动力，使他努力为党工作”⁽⁷²⁾。这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取消文科，改为纯工科院校。丁则良带头报名支援新建立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与其同时调入的还有清华大学的理科教授余瑞璜、徐利治、江泽坚等以及北京大学的王湘浩、唐敖庆、朱光亚等学界精英，以致当时东北人大及其改名后的吉林大学被人视为北大与清华的东北分校。离京前夜，丁则良与即将调入北大历史系的昔日同事兼挚友王永兴有过长谈，他豪情满怀地表示：“要把全部的学力贡献给新建立的东北人大历史系，办成像清华大学那样高水平的系，为国家培养人才。”⁽⁷³⁾在远赴东北之际，丁则良对妻子说：“这次运费是公家报销，我们一定要给国家节省些。”在他的执意要求下，什么家具都没运去，“连一块切菜板都没带”，他总是对妻子说：“我们是来支援边疆的，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吧。”⁽⁷⁴⁾10月，丁则良抵达长春仅数日，就致函挚友周一良，倾诉了由衷之言：

东北经济发展在国内是进步的。各种建设在突飞猛进之中。文教方面，普及与提高都是极迫切需要的。经费不少，缺的是人。看到这点，就了解抽肥补瘦的必要与不可缓。在这样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常常会想起你们，想起我们一起搞过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向前看，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对新环境，了解情况是必要的，但不可存“先观察一下再说”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站稳人民立场，不旁观，不客观主义地对待新人新事物新工作。当然说话做事要考虑效果（这一点我过去极欠缺，给工作带来损失）。考虑之后，话还是要说，事还是要做，否则就不对了。⁽⁷⁵⁾

调入东北人大，丁则良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次年，他与朱光亚、唐敖庆等七人被选为东北人民大学民盟区分部委员，余瑞璜与他分别当选正副主任委员，徐利治任秘书。据徐利治回忆，当年东北人大“民盟活动的生气勃勃，是和丁则良的积极投入分不开的”，他“不仅在历史科学中有独到之见，而且对一般公众事务以及在当年民盟组织活动中，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也常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且有精辟见解，加上他为人热诚直爽，所以在民盟组织中朋友较多”⁽⁷⁶⁾。

1955年，丁则良出任系副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前往辽宁省图书馆抄录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次年《史学集刊》创刊号刊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即其一部分。这年，他发表了论文《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次年仍以单行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批判胡适的高潮中，他也写过应命之作《对胡适疑古论的批判》，虽然难免袭用当时风行的批判套语，但仍试图局限在学理上展开论证。

1956年，丁则良出任东北人大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还为东北人大创办了《史学集刊》。当年全国高校教授定级，他定为三级，与北京师大何兹全、山东大学童书业、王仲荦同一级别，可见他在史界的地位。⁽⁷⁷⁾这年6月4日，他作为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接待了顾颉刚，陪同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与图书馆，顾颉刚“与历史系同人谈话二小时”⁽⁷⁸⁾。丁则良对历史系与图书馆制定的发展规划，得到时任校长匡亚明的赞赏。7月10日，他赴京参加高教部文史教学大纲审定会，与周一良承担合编亚洲各国史教材的任务，周一良负责古代，近代部分归他，下半年起经常住在北大。何炳棣闻知此事，“内心又多少为他‘庆幸’，因为这正是表现他史识、史才、史笔的机会”⁽⁷⁹⁾。11月15日，他参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侯外庐、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黎澍同作学术报告，是三位报告人中唯一的京外学者。1957年5月，丁则良受高教部委派，飞赴莫斯科出席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应邀作学术报告，《真理报》还编发了报道，都是对其东方学成就的高度评价。⁽⁸⁰⁾一颗史学明星正在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