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逸札的本事钩沉
我在编《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先师程应镠先生（下称其笔名流金）家人提供了一通吴晗佚札，书于国立清华大学函笺上，为10卷本《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失收。为考述本事，先迻录如下：
应镠弟：
不但山城快叙，已同隔世也，就是我现在提笔和你通信，也是隔世了，所幸大家都还挺得住，还有这一点热，一点感情，一点力量。不但今天，就是几十年后也还可以见面，不会有生疏之感，以此自慰，并慰亡者而已。
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
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
闻太太在平，前两天还在我处，她也开了刀，身体好多了，孩子们也都好。
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
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
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
耑候，即颂
近安。
晗上 五月十二日
（一）
在本事考释前，先有必要追溯吴晗与流金的交往前事。抗战全面爆发的当年9月，吴晗即抵云南，却迟至1940年夏初才入西南联大任教。(1)而流金在1938年9月入西南联大复学，1940年夏天一毕业即赶赴河南正面战场。两人同在昆明虽近两年，却未见有交集记载。1944年9月，流金重回昆明，应同窗故友王逊与丁则良之邀，与吴晗始有交往。据其回忆：
我的朋友王逊、丁则良当时是“十一学会”的负责人。我到昆明两、三天，“十一学会”有一次集会，讨论吴宓的一个学术报告，王逊和丁则良邀我去参加，我去了。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是一个互相标榜的地方。我也毫不隐讳的对王逊和丁则良说了。这次集会还有我过去的熟人翁同文，还有以后认识而成为朋友的陆钦墀参加。此外，我记得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沈有鼎，讲师王乃樑、王佐良，沈自敏（研究生）都是这个学会的成员。(2)
抵昆以后，流金入云南大学执教，一方面在文学上继续追随沈从文，一方面在政治上开始与闻一多、吴晗往来密切。据其交代：
这两年当中，在政治上和我有关的人为闻一多、吴晗、丁则良、陆钦墀。一九四四年秋，由于丁则良的介绍，我和闻一多、吴晗认识，因此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丁则良和我曾在唐家花园整理过图书。唐家花园是民盟一个集会的地方。(3)
他还自承：“平生有限的几位师友，吴晗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在昆明时，我常去看望他。”(4)友人尚丁也印证了这点：
程应镠在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和吴晗的得意门生，又是往来亲密的挚友。就在昆明西仓坡程应镠常去的吴晗的那间小屋里，在挂着闻一多篆书条幅前，1945年，吴晗和闻一多介绍程应镠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5)
说流金是他俩的得意门生，似有夸张，但闻一多与吴晗都是联大教授，流金毕业于该校，执学生礼应是不错的。至于流金在1946年加入民盟，主要受闻一多影响，与吴晗关系不大。这有其自述为证：
加入民盟，还是由于闻一多的影响，当我初回昆明时，闻一多还不是盟员，但他表示一定要过问政治。后来，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诉我他对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6)
但抗战结束前后的两年间，对流金而言，在政治影响上，吴晗是仅次于闻一多的重要人物。
1946年5月7日，吴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宫瘤出血，须往大城市手术，便挈妇离滇，与流金就此分袂。当年7月，闻一多遭暗杀，流金也上了黑名单，只身匆促逃离昆明。
（二）
吴晗逸札主要告知纪念闻一多与出版其遗著等事宜。可以推断应是流金首先驰翰，谈及昆明别后的时局变故与出自肺腑的幽愤感慨，告知自己发表的纪念闻一多近作，抄录所作闻一多挽词，关注其遗著出版与闻太太近况，当然也问及吴晗夫人的健康。尽管来函只署月日，不书年份，但诸多旁证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吴晗信中说“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流金所作纪念闻一多的文章有两篇，分别是《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与《追念闻一多先生》。前文载于1947年3月24日《文汇报》，吴晗此信若作于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应能获读。后文刊在1947年第5期《人世间》上，该刊封面与版权页所列出版日期均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读到这篇文章，来函则只能作于1948年。
其次，吴晗信中又说“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即其来函不可能作于1948年的有力旁证。据有关谱传，吴晗夫妇6月辗转来沪，因梅贻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顺利进行了手术”；7月，他在给学生信里说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7)。既然说“去年在沪开刀”，足证此信必写于1947年。
再次，吴晗信中还说“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4卷本《闻一多全集》系据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纸型重印，保存有开明版序跋与后记。据朱自清的《编后记》，他作为召集人与吴晗同被梅贻琦校长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七委员之一。据朱自清说：“《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和郭先生约定的”(8)，可知吴晗为编印亡友遗著出力颇多。开明版郭序首句即说：“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工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9)，而吴晗的跋两次引用郭沫若校读期间来信，表明郭序之作吴晗确实与有力焉。凡此，不仅坐实吴晗此函作于1947年，还提供了编印闻一多遗著的若干细节。
吴晗信中所说“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只是将计划安排告诉流金，其时实未抄毕，这有朱自清作于7月的《编后记》为证：“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家属去印。”据其自记说，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阅读并整理一多手稿”，9日，“写成闻集编后记。闻集前后历六周始编成”。(10)则朱自清作《编后记》时，《全集》应已抄毕，他编完即交吴晗邮寄时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读作序。
至于吴晗开笔说及“山城快叙”，乃追述两人在昆明的交谊；而“已同隔世”之慨，也由来有自。1945年岁末，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抗战结束后类似事件接二连三，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批接受过“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驱往左翼阵营。在支持学生反独裁争民主上，流金与闻一多、吴晗的立场日趋契合。(11)1946年7月，流金与吴晗先后或亲历或听闻共争民主的师友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难的噩耗。8月，吴晗夫妇由沪抵平；12月，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学潮。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北平。这些活动，吴晗都积极参与，疾呼发声。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个人写纪念、缅怀闻一多文章最多的人”(12)。足见吴晗函云“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发，也在呼应流金“这一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波”的感慨。(13)而“所幸”以下云云，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当时心态与今后取向。
吴晗信说：“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吴晗终于未能暑期南下，但这通佚札与流金往函，表明两人接续了中断年余的旧谊。此信以后，吴晗主动向流金约稿。据流金说：“王艮仲那时办了一个《中建半月刊》，还办了一个大型期刊叫《中国建设》。在半月刊上，吴晗要我写过一些文章。”(14)他还回忆道：“《文讯》是臧克家主编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给吴晗转去的。”(15)他的文章能刊于北平杂志，吴晗大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吴晗转去，双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后两年间，流金写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向政论杂文，除去政情时局的客观因素，吴晗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
1947年暑假，吴晗虽未能来沪，次年8月末，为躲避搜捕，却一度南下。此次沪上之行，据研究者说：
八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再三敦促，吴晗决定绕道上海，去香港，会合在港的民盟成员一起到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飞机检查很严，不能成行。当天晚上，郑振铎来看吴晗，要吴晗行踪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上海期间，吴晗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九月初，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并在当天到达天津，当时袁震已在天津等候。过了两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员来陪吴晗夫妇到解放区去。(16)
但吴晗在沪活动，远不止此，大可进一步钩考与补充。据吴晗后来回忆说：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就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17)
但流金也曾与南下的吴晗晤面，他在“文革”期间已有交代：
大教联这时会员还不多，集会多在培成中学，有时在青年会大楼，有时在麦伦中学。我参加过的还有两次集会，一次是欢迎吴晗的，在麦伦中学举行。一次是欢迎周建人的，开会是在青年会九楼。前一次集会，到的人数不多，吴晗问我：“孙大雨怎么样？”我把我参加大教联是由孙大雨介绍的事告诉了他，吴晗对孙大雨也过问政治的事感到惊异。(18)
直到晚年，流金仍回忆道：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像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19)
流金的回忆没有提供吴晗南下的具体日期，但吴晗另一友人黄裳却有明确记载：
1948年夏秋之际，北平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也好久没有信来了。9月10日，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信，是本市寄出的。知道他已经来到上海，真使我惊喜，当夜就赶去了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吴晗。
黄裳还保存着吴晗这封信：
六日到沪小住。因路径不熟，迄未奉谒。今晚倘有暇，乞过余庆路一八二号王宅一谈为快。即颂著安。弟旧史上。十日。(20)
此信表明吴晗应在9月6日抵沪。(21)黄裳的同篇文章还说：“吴晗这次南来，前后勾留了一个多月。最盛大的一个节目是由郑振铎、叶圣陶招待他玩了一次苏州，我也一起陪了去。”这在叶圣陶日记里也有明确的记载。(22)据此，吴晗应是1948年10月初由沪返平转津再去解放区的，而绝非研究者所说的9月初。
流金自1947年来沪后，对盟员身份秘而不宣，他在沪接上关系也与吴晗南下有关。据知情者说：
因为程应镠来上海后没有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应镠是民盟盟员。在我负责上海民盟地下组织之后，吴晗通过他弟弟吴春曦，把程应镠的盟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我才和他取得联系。(23)
流金自述与吴晗关系说，昆明“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24)。这种不多的通信断续延至20世纪60年代，但唯有前引那通吴晗佚札，历经劫难而幸存至今，从中颇能窥见吴晗从书斋型学者向反专制斗士转化的心迹与遗事，这种转变在那代学人中绝非个例，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