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岁月：尚余春梦足清谈
张家驹先生（1914—1974）是我所供职大学的史学前辈，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他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说在史学界几乎人所尽知。时下，各高校纷纷请出先贤，光大门楣，我也未能免俗，分别编了《程应镠史学文存》与《张家驹史学文存》。程应镠先生是我的业师，他在1935年入读的也是燕大历史系，而张家驹恰在这年本科毕业，转入研究院攻读研究生。他俩在燕大虽有交集却没有交往。1984年，程应镠说：“我知道他已近五十年。他读研究生时我才上大学，他专攻的是宋史。当时，他并不认识我。三十年前，他从中学调到上海师专来，我们才相识。”(1)其后二十年，他俩是同事，同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燕大学人喜欢把燕园作为燕大校园的美称。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其晚年自选集里开笔就说“燕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2)，而“我们今天徘徊在山水衬托有致的燕京大学校园旧址，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时，不免为这一度曾辉煌灿烂的学府感叹不已”。(3)实际上，现在北大校园比原来燕大校园为大，与侯仁之同是燕大毕业的清史名家王锺翰在其自传里指出：“燕京大学坐落在北平西部（今北京大学西校门与未名湖南北一带），环境幽雅，景色宜人。”(4)侯仁之以其本色当行在《燕园追踪记》里附有燕大并入北大前夕的燕园本部略图，印证了王锺翰的回忆。
除去师承程应镠先生外（他在燕大历史系只读到大二，就因七七抗战而转入了西南联大），我与燕京大学本无直接关系，却因编集《张家驹史学文存》，燕大学术的雪泥鸿爪竟然以张家驹为中心，在我的视野中连缀起来。这是我编书时始料未及的。
（一）
我在《张家驹史学文存》前言中说到：
从燕京大学高年级起，张家驹就涉足这一问题。1942年岁末，他自述道：“此七八年来，对于中国社会中心南北迁转之史的研究，颇饶兴味。”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就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宋代东南之繁盛》。这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不得而详，他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与《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等文章，或许与此有关。
书出不久，北京大学宋史研究生聂文华君来邮告知，张家驹这篇毕业论文仍然完好保存于北大学位论文阅览室，还给我寄来了全份论文的照相复印件。他说，正在编《邓广铭先生年谱长编》，“注意收集其他宋史学者（像聂崇岐、张家驹、金毓黻）的相关资料，对此亦有所关注”。对我来说，这既出乎我意料之外，又让我大喜过望。鉴于我所在大学的惯例，本科毕业论文只存档四年（想想也是，现在大学招生动辄逾万，存档四年少说也有4万份），由于家属未能提供其手稿，对这篇1935年的毕业论文是否尚存天壤之间，我从一开始就不抱幻想。从复印件来看，这篇论文不仅坐实了我的推断，即张家驹同年发表的那几篇文章确乎改写自学位论文，还提供了许多《张家驹史学文存·前言》之外的燕园学术谈麈。
论文由蓝纸封面装订而成，封面上论文题目、姓名等均以宋体打印，姓名下有“燕京”两字圆形校徽。扉页评阅者前后有历史学系邓之诚与文学院院长黄子通的亲笔签名。张家驹署名下分别标有“民国二四年五月”与“学号三一〇〇三”。正文前衬页中围以黑框，内双行正书“敬以此文纪念先祖母张陈葵姑”。据张家驹在论文自序中说：“文甫成之日，方持此诣文如师归，即聆祖母之丧，时月之十日，距祖母之死旬又四日矣。祖母之与我，固又有与诸弟妹不同者，今未能见余成立而竟去矣！因以此文为纪念，并志此以示不忘。”(5)则其祖母是在1935年3月下旬去世的，张家驹因在燕大做论文，似乎未能南归广州奔丧。如其自述，他与祖母的感情“又有与诸弟妹不同者”。对这种不同，李培栋在《宋史学家张家驹传》里有所交代：由于父母远在马来亚办教育，“幼年的张家驹则被交给祖母带领，因此，他对祖母是很亲很有感情的”(6)。张家驹在论文前郑重地写上纪念辞，又在自序中言及这层特殊的亲情，据此可以推想其为人，也说明燕大毕业论文在程式上颇通人情的那一面。
论文以300格稿纸誊写，娟秀的工笔楷体字，让人看着就赏心悦目。除自序、目录与征引及主要参考书目，正文共计117页，即便不计注释双行，总字数也达3万余字，与当今史学硕士论文要求的字数相当。换句话说，姑且不说论文质量，仅以字数比拼，当今硕士只抵得上彼时学士。
（二）
张家驹在自序中说及与毕业论文有关的几位燕大老师：
去岁余与张亮尘师偶谈及毕业论文事，因以今题建议；商之邓文如师，因允为指导。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力最多；如材料之搜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又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并志此以表谢忱。
张亮尘即张星烺，是留德回国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他在张家驹入学前一年编成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基本的参考书。据李培栋推测，张星烺教过张家驹的宋辽金元史，从“张家驹对宋史的专注始于燕京学习时期，想来，应该和张星烺的授课有关，可惜，没有什么可资证明”(7)，这次发现的论文自序印证了这一推断。张家驹的毕业论文实为其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说的最早结胎，而“以今题建议”的适时播种则张星烺功莫大焉。
答允指导张家驹毕业论文的邓文如，即邓之诚，他不仅是清史专家，更重要的还是通史大家。据周一良自述：“插班入燕京后，首先补听了一年必修的邓先生的中国通史。断代史除宋辽金元部分归张星烺先生之外，也都由邓先生讲授。”(8)王锺翰比张家驹低三届，也说及邓之诚的通史课：“1934年，这年正是我入燕大历史系选修中国通史的头一年，邓先生编的《中国通史讲义》以《中华二千年史》命名，列入《大学丛书》，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通史课“注意历史发展分合之大势，启发学生宏观视觉，探究中国历史之分期转折；在叙述上，则纲目分明”(9)。可见邓之诚的通史课在燕大历史教学中的份量，各断代史中，除了张星烺揽下宋辽金元史（也许是他有意让给张星烺从辅仁大学前来兼课的），其他断代都由他主讲，即便宋辽金元那段，他当然也能开，否则他何以指导张家驹的论文呢？邓之诚的通史课与他以通史眼光指导学生论文，肯定对张家驹形成中国古代社会中心迁转说大有裨益。邓之诚在燕大历史系学生中最有口碑，这有周一良、王锺翰与侯仁之的回忆录为证。张家驹的自序对邓之诚满怀感激之情，也可与三人回忆相印证：“故文章之成，得先生之助力最多；如材料之搜集，体例之指正，莫不经先生之口讲指画者也。”他还特别提到：“文成之后，复承文如师以北宋纳辽、南宋纳金岁币，皆取之榷场，疑或见《清波杂志》见告。”张家驹“因检阅周煇书而未获，遍翻诸家笔记又未得，未知所从出。以时间所限，不能逐一详阅故也。谨志此以待日后之补正”。这段记载，反映了燕大历史系在毕业论文环节上导师邓之诚倾其所知开展指导、学生张家驹一丝不苟进行研究的情况。
张家驹自序还说及“承洪煨莲师指示方法”。洪煨莲即洪业，留美七年，司徒雷登长燕大时聘他回国，先后任历史系主任与图书馆主任。他的门弟子侯仁之与王锺翰说：“燕京大学之创办并使之成为与当时清华、北大齐名的国际性大学之一，先生与有力焉。”(10)据王锺翰自传，洪业认为：“要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系统的整理，首先要有科学的方法。”他所授“史学方法一课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阶段，对象基本上是历史系学生，高级史学方法是三年级的课，实际上是在洪先生指导下开始学习撰写毕业论文。二年级的课也多由先生率领学生进行写作实践，并不多讲理论”(11)。诚如张家驹所说，他在洪业那里受到的主要是方法论的指示与学术规范的训练。王锺翰回忆与他同修洪业这门课的同届同学，就有我的业师程应镠，而“高一班或两班的有侯仁之、周一良、龚维航（澎）、赵宗复等”，侯仁之、周一良与王锺翰后来都成为史学名家，龚澎与赵宗复离校后投身革命，一个成为外交家乔冠华的首任夫人，一个在1949年后出长山西省教育厅。这是题外话，却也可见当年燕大“同学少年多不贱”，张家驹不过其中之一，尽管亮度略见逊色。
（三）
张家驹是1931年从广州考入燕大的，他的二哥家良其时在燕大英文系读三年级，这肯定影响了他的择校。次年，周一良插班入读燕大历史系，与张家驹同届，他后来这样回忆他的同窗：
这一年级一共三人，另两位都来自广东，一为张家驹，专治宋史，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他的夫人杨淑英，燕大社会系学生，也是邓懿（周一良夫人）的好友。家驹的公子在文化革命中失踪，家驹去世后，杨淑英和孙儿张飙相依为命，在上海教中学，极受学生欢迎。另一位同班同学刘选民，毕业后回香港。(12)
这段杂忆有一点需要纠正，张家驹唯一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并非失踪，而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非正常死亡”。程应镠在纪念文中说到：“就在这些日子里，他的独子在广东被迫害而死，丢下年轻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他从没有对人诉说过这摇撼了他肉体和精神支柱的悲哀，工作一如以往，只是更沉默了。”(13)这是1967年的事。张家驹为孙子取名文飙，小名叫飙飙，并非周一良所说的单名。
另据1936年10月15日出版的燕大《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中《历史学会会讯》一栏载：“张家驹张君于上月二十九日与本校社会系毕业生杨淑英女士订婚于广州。志同道合，相得益彰。”而次年6月1日出版的《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七期《会讯》栏则载“会员喜讯”说：“本会会员张家驹君于四月廿八日在广州与杨淑英女士（本校社会学系毕业生）举行结婚典礼，本会会员多有电贺云。”杨淑英1936年从燕大社会学系毕业，学士论文题为《近二十年来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趋势》。杨淑英比张家驹低一届，她的学士论文的评阅者分别为吴文藻与杜开道：杜开道的落款为“法学院长”，燕大社会学系隶属于法学院，他只是署名而已；吴文藻的夫人就是著名作家冰心，他的落款为“社会学系”，应是论文的指导教师（费孝通与雷洁琼当时都在社会学系任教）。张家驹在研究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时，颇具西方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其中是否也有这位佳偶“志同道合，相得益彰”的间接影响呢？
（四）
据周一良说，“燕京大学的学生人数不多，约八百人”(14)。王锺翰则说：“燕大历史系虽是一个小系，却颇有一点名气。我进入燕大时，全系师生加起来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几乎与学生相等。”(15)历史系一届仅三五个本科生，在读共四届，最多也就二十来人。不妨再来打量当时燕大历史系的教师队伍，综合周一良、王锺翰与侯仁之的回忆，除去曾指导张家驹论文的邓之诚、张星烺与洪业，此外还有顾颉刚、钱穆、谭其骧，外籍教师则有李德（美国人，教西洋中古史）、贝特（英国人，教世界古代史）、王克私（瑞士人，讲中国基督教史）。我们常引用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6)反观当年燕大历史系，后人也许无法评骘三个外籍教师，但中国教师中哪一个不是令人敬仰的史学大师呢？放在当今大学，哪个历史系只要有其中一位坐镇，就足以让全国史学界肃然起敬的。
唯其如此，张家驹的一篇学士论文，竟然有三位史学名家共同指导，其史学研究起点之高可想而知。这篇学士论文的参考书目就达10页，101种，这种阅读量，即便在当今历史学硕士论文中，也不多见。由于《宋会要辑稿》抄稿孤本迟至次年才影印行世，张家驹尚未寓目，故而他提醒自己：“又一，《会要》终未得见，税收数目，多有未详。容于他日再图增补之。”相比之下，现在指导大学学士论文，还会排出三位大家指导一个学生的近乎奢华的阵容吗？我们听到的，往往是博士生导师连自己的博士生都认不过来的学界笑谈。
王锺翰曾自豪地回忆，在他就读时，“燕大不仅在建筑环境方面在古都大学中首屈一指，而且在学术水平上，经过二三十年惨淡经营，也后来居上，跻身一流大学，与清华、北大鼎足而三了”(17)。当时，燕大实行本系学生可以选听外系课程的做法。据周一良回忆，他听过一门到几门课程的外系教授，“国文系有顾随、郑振铎、马太玄，英文系有包贵思、柯宓喜（皆美国人）；哲学系有张东荪、黄子通，社会学系有雷洁琼；法律系有李祖荫；经济系有崔敬伯等”(18)。顾随、郑振铎、张东荪、雷洁琼的盛名，现在还众所周知。其他人因时世变迁，识者略少，但当年也决非等闲之辈。马太玄，与其兄马裕藻、马衡、马鉴，加上其弟马廉，合称“五马”。李祖荫则是民法学家，1949年后曾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兼民事法规委员会主任，兼任北大教授。崔敬伯是留英归来的财政学家，担任过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至于黄子通，也就是在张家驹论文扉页上署名的那位文学院长，著有《儒道两家哲学系统》，武汉大学1949年前最后一届哲学系主任，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就是其侄，顺便说一句，黄昆也是从燕大毕业的。
周一良听过的这些名家课，或许其中相当部分，张家驹也听过。据《顾颉刚日记》1935年6月22日载，燕大文学院“决定奖学金领受学生”，共九人，国文系有陈梦家，历史系四人，周一良、张家驹与刘选民这届三人全部在内。当时燕大把学生精雕细刻当作艺术品来培育的。我们不是经常感叹60年来培养不出大师吗？当下的大学，是把学生当作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来批量制作的。尽管大楼可以越盖越豪华，但其中有当年燕园那样的大师吗？没有大师的大学，即便招生数是当年燕大的十倍二十倍乃至更多，从中能走出像周一良、谭其骧、侯仁之、陈梦家这样的大家吗？
我的老师程应镠先生只在燕园读过两年书，20世纪50年代，与燕大同窗晤面时，却对那段岁月情有独钟，赋诗云：
想得燕京读书日，尚余春梦足清谈。(19)
燕京大学在1952年戛然划上了休止符，燕园旧址成为北大校园，往事旧痕在这些学子记忆中犹如飘忽的春梦。如今，从燕园走出的末代学人也将最终怀着当年的春梦渐次从历史的前台淡出。那时，也许连聊供清谈的春梦也没有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