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辨的价值取向

对顾颉刚的古史辨，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去把握。其一，上古史研究的个案结论层面。古史辨派初起之际，急于奏功而“疑古太过”，在个案研究上不乏过度使用“默证”的瑕疵。⁽²³⁾故而在具体论题上，引来了诸多史家的诘难与反驳。而随着考古的新发现与古史研究的深入，包括尧舜禹真伪在内的某些论点确有必要重加衡估。对此，顾颉刚当时就表态：“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误的议论。希望出版之后，大家切切实实地给以批判，不要轻易见信。”⁽²⁴⁾因此，在这一层面，后人既应该以实证求真的态度纠正或廓清古史辨派的具体失误，也不应该就此全盘否定古史辨运动的历史作用。纵观顾颉刚治学历程，也并非始终固执疑古主张。据钱穆说，40年代起，顾颉刚“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²⁵⁾。顾氏晚年孜孜从事《尚书》研究，就是旨在重建上古信史的努力。

其二，史学观与史学方法论层面。这一层面才是古史辨运动的价值所在。实际上，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其苦心孤诣的是为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建构起从史学观到方法论的全新体系。他在新史学上的这种努力，与五四以来的科学启蒙思潮显然一脉相承，后人自应从新文化运动的场域中去把握古史辨运动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对此，顾颉刚有过虽略自诩但不失平允的自我评价：“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适宜之环境，与少年之勇气，如此其可宝贵也。”⁽²⁶⁾古史辨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启蒙思潮在史学领域的狂飙突进，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中有不容抹杀的巨大意义，即便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也自有其一席之地。

对古史辨运动的这一属性与用心，章太炎似乎缺乏理解的同情与充分的肯定，他主要着眼于古史辨派“疑古太过”的结论层面，并把这种疑古取向误判为附和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是“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²⁷⁾，故而不假辞色地一律给予抨击。诚如研究者指出，当时王国维与吕思勉也质疑与批评古史辨派，但都出于纯学术的求是层面，既不涉及民族感情与政治批判，也就不认为抹杀尧舜禹就是否定中国古代文化。⁽²⁸⁾与他们不同，章太炎批判古史辨派，固然仍有纯学术层面的是非之争，但显然更基于警惕日本在军事上窥视中国与在文化上矮化中国的政治立场。

古史辨派在初露锋芒与狂飙突进的十年间，其关注焦点集中在新史观与新方法的层面，从未像章太炎那样，警觉与顾忌相关疑古结论在中日关系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顾颉刚的学术观念与历史意识，也并非任何时期都自外于时代剧变与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拒绝认同白鸟库吉对中国古代边裔民族的族源考证，批评“我国编教科书者袭其绪余，作确定之记载，于是彼辈之想象乃成为古代之事实”⁽²⁹⁾，也正是基于民族统一的政治考量，而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陈学然据此质疑顾颉刚“十数年间思想转变之急速与彻底”，“不无回避、不无小心权衡取舍之意味”⁽³⁰⁾，似乎未能屈折体谅史家思想因时势转移而调整转圜的苦衷（这种学随世转的史学取向是否正确可以商榷，却绝对不应该忽视。说到底，史学研究也绝不可能完全自外于时世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