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鸟古史批判的双重标准

对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应该从两个层面给予考察。一是史学方法论的层面。石田干之助论及师说时指出：“先生则立于严格的科学立场一洗其弊，为古史研究开出一崭新的天地，这是他人所难能的。”⁽⁵⁾同为白鸟学生的津田左右吉说得更具体：“在作为其（研究）主题所标举的范围里，对传说的批判，对明确其传说抑或史实的史籍记载的批判，以及语言的研究，是比其他都引人瞩目的。这是当时诸多史家都未曾涉足的领域。遗憾的是，以往虽然处理传说，但这种处理方法不是学问；尽管也反省上古史，却不进行充分的史料批判。至于语言的研究，几乎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然而，古传说的批判，其本身就具有思想史意义，作为其方法也应为思想史的考察所应用，从语言角度的考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语言的研究自然而然归结为民族的研究，因而也能成为其方法。回顾当时，除了博士，这些几乎是无人顾及之处。而博士的研究，无论主题，还是方法，在其自身研究的推进中自然而然地被发掘出来，而在博士的脑海里独创地成型了。今日看来，如所周知，博士其后的研究方向也在其间逐渐确定下来。”⁽⁶⁾由此可见，在引进西方实证史学的观念与方法，建立古史批判法上，白鸟确为日本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然而，即便在古史批判法上，白鸟史学却秉持着双重标准。他在东洋史领域（日本的东洋史主要指日本以外的东亚史）坚持古史批判，对中国古史高唱“尧舜禹抹杀论”，对朝鲜古史摧毁“箕子开国说”。在日本史领域，同一个白鸟却完全放弃了疑古史观。他在《迎接纪元二千六百年感言》里，认定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为天皇纪元的开始，生生把可征信的天皇史前推了千年之多。⁽⁷⁾成为对照的是，早在明治时代，那珂通世就断言，神武纪年是不可凭信的伪说。⁽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弟子津田左右吉更以实证史学证明，自神武天皇以下14代天皇，“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毋宁将其视为一种思想上的建构来得更为恰当”⁽⁹⁾。与那珂和津田的实证结论相比，白鸟的古史批判在对象选择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史学方法论层面也有违史家的良知与史德。

二是史学目的论的层面。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转型，亟须在文化史观上“去中国化”，而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正是为抬高日本、矮化中国所作的政治背书。1931年，他在《支那古代史批判》里说：“倘若采取盲信传说的古代史来思考的话，关于‘支那文明的起源’问题，当然立刻造成相当的错误。之所以如此说，则在这种场合，支那文明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已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若以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一般法则（良好的地理条件，与其他优秀文明的不断接触）而论，远古支那几乎没有创造自身文明的能力。不得不认为，那种文明应该是从外国输入的。”⁽¹⁰⁾表面看来，白鸟似乎在论证他一贯倡导的古史批判说，但目的指向一目了然，即远古中国没有自创文明的能力与可能。

倘若这段话还欠显豁，1940年，他对比中日文化时说得相当明确：“支那执政者或统治者虽然更迭，而文化却依然不变；反之，日本文化与时代相更替，而统治者天皇则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停滞不前的，而日本文化才是与时俱进的。白鸟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在中日古史上双重标准的真实用意：“日本曾以支那文化为模版，因而必须根除所谓中国是老师日本是学生之类侮辱性的观念。”⁽¹¹⁾白鸟史学的时代背景，正如日本学者所揭示：“帝国大学的学术，首先将目标锁定国际水准，同时认为学术乃发扬国威的手段之一。”⁽¹²⁾

20世纪上半叶，在“皇国史观”的笼罩下，日本史学界有“纯粹史学”与“应用史学”的诡辩，所谓“纯粹史学”是信守于科学理性立场的实证史学，而所谓“应用史学”则是服务于日本帝国立场的政治史学。在中日古史批判上，白鸟奉行的就是这种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