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转轨：“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
1946年，丁则良考取了战后中国仅有一次的庚款留学名额，次年夏秋之际远赴英伦留学。其时，他已决定从宋史转向苏俄史，这一转向既与其秉持的史学观念不无关系，更与他这一时期形成的家国观念密切相关。
先说史学观念。丁则良对西方史学的流派及其史学理论的发展，尤其19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流变与现状，有着充分的了解与把握。他赞同兰克“个别的事物本身就带有通性”的论断，从两方面批评过去的史学，一是“很少有人想要从这广大的史实范围之中，抽绎出文化发展的法则”，二是“根本没有[把]历史和史学这两个观察[念]清楚分开”。他指出，“历史事实的个性虽然很强，但却不是没有通性。即[既]有通性，就可以在异中去求同，就可以分类，就可以寻求其发展的法则”。他显然醉心于兰克学派的倡导，主张史学亦应成为科学，呼吁“要使史学向科学的领域迈进，一定要把史学建筑在历史事实之上。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会落空，不致流为个人的、主观的玄想”。为达致这一愿景，他建议借鉴西方19世纪以来史学的进展，着力推进“科学方法之建立”，“历史范围之扩大”（包括文化单位的增加与历史内容的扩大）与“历史法则之探求”。在他看来，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尽管派别各异，但都注重“从历史事实之中，看出历史发展的法则”，并据此断言：“由异见同的时机，已经成熟，史学确在向科学的领域，作大步地迈进。”他坚持认为：“兰克所定的按照历史事实的真象[相]来构筑历史的标准，容许他自己就没有达到，但这个标准却仍有其存在的价值。”(29)反观丁则良的历史观念，除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认知颇受兰克史学的时风熏染外，总的说来，并无过多令人非议处。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年丁则良在一篇书评里评论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与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揭示这些新著代表了中国史学“共同的新趋势”，其特征有二，首先“它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其次“它是通俗的，而非纯学术的”。关于前者，丁则良认为，自从五四运动发生，接受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以来，中国学术界“可以说完全埋头在这分析的工作中，大家误解历史，误解史学，以为就是考据，就是校勘。而于我们历史的大貌，文化的轮廓，反无有人能说得清楚”。在他看来，史学“要做综合的工作，从综合的工作中，寻求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主张中国史学新趋势应走向综合，而非溺于分析，这与前述他在范畴与功能上重视史学与历史的区分，是完全一脉相承的，但书评更侧重史学功能上立论。他强调，史家追逐史学综合新趋势时，“他们所要诊视的不是一个支离的小病，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他们不再停留在一个皇帝的生母是谁的问题上，他们要告诉国人我们的民族有没有理由在这世界上生存，我们的文化究竟对世界有多大的贡献。在他们笔下展开的不是一个个考据的问题，而是在刻划着我们祖国的政治的建设，思想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文物制度的总成绩”。换言之，综合的史学必须能直接解决民族与祖国能否在世界上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关于后者，丁则良痛感：“五四运动在史学上的成就则没有文学革命这样伟大，而且差得很远，这二十年中，史学的研究和普通的国民生活、民众教育脱了节。”在他看来，史家与史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历史的知识，历史的兴趣，由学校推广到社会，由学者传播给国民”。对史学的功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有了清楚的知识，亲切的感情，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才可以继续发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30)丁则良的史学功用论，赋予史学略显沉重的经世济国的使命，从原则上说虽也无大错，但这种史学功用论过于急功近利，一旦与他在这一时期定型而坚执的家国观念两相结合，就可能导致一种认知的偏颇。这就有必要考察他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家国观念。
丁则良虽生于书香世家，却长于“国耻”和“国难”中，由此催生了爱国思想。正如周一良指出：“一二·九时期，他从一个埋头读书的高材生，成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爱国救亡运动的战士。”(31)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健将”（周一良语），丁则良一度纠结于投身革命还是继续学业，其后虽回归史学，但内心的撕扯似从未消解。抗战后期，他对世界走向有一个预判：
今后世界上的国家大约只有两类，一类是少数的第一等强国，另一类则是它们的附庸。前者在军事上、政治上、资源上，乃至文化上，都有资格做世界的领导者。后者则无论名义如何，表面如何，实质上终不能不服从前者的命令。至于殖民地，则其翻身的机会，将比过去更少。
中国如果要求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则必须努力做到成为名实相符的第一等强国。论资源，论人力，论土地，我们都有资格做到这一步。所应注意的是我们的努力。(32)
一个月后，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判说得更加明确：
世界的主人翁只有英、美、苏联和中国有资格来做。四国之中，尤以美、苏两国为最有希望。地理、资源、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条件，我们都可不谈。单从政治独立和文化发展两方面看，美、苏两国都是条件齐备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的称霸，正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苏联是一个后起的民族，文化上的创造能力极为丰富。美国也是欧西文化中新进的分子，没有西欧诸国那样的老成持重。因此，我们可以说，美、苏等国最收政治称雄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之效。……换句话说，这种国家已取得了世界上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领导地位。(33)
丁则良还认为：“美苏的并立，不只有政治的意义，而且还有文化的意义。……美苏两国代表两大文化，一新一旧，一个代表平等，一个代表自由。这两种不同文化相遇结果，必在相拒之中，造成相亲的事实。只有在这新文化中，所谓自由与组织两大趋势，才能得到有机的调协，人类的历史，才会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34)从二战以后迄于苏联解体，倘以后见之明来反顾丁则良的论断，这一预判显然不正确，美苏两大文化代表着两大敌对阵营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只有相拒，何来相亲，历史并未进入他所预期的“全新的阶段”。此且搁置不论，关键在于，战后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可以预判的世界大势呢？丁则良明确主张，应该倡导与坚持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
我们能否在战后二十年中一跃而为工业国家。凡此均有待于我贤明当局缜密研究，全国上下细心考虑。我相信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人民生活苦，而社会上仍有公平的国家。民主的自由也许不可复得，但这样的一个国家，仍然值得我们为它效忠。因为事实是只有在祖国的国土上，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35)
为了建成现代化的国家，甚至“民主的自由也许不可复得”依然在所不计，而仍为这样的国家“效忠”，这种认识是极其谬误的。关于民族主义，丁则良斩钉截铁地主张：
一切过高的理想都可以放弃，但只有一个立场，却必须坚守，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的功罪，我们暂可不去论它，事实是我们生到这世界里来的时候，只有民族主义具有最现实的意义，等到今天，在一切理想都逐渐为事实所粉碎的时候，只有民族主义还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后根据。
为此，他竟然以二战时期德国人宁愿在本族专制下忍受战争痛苦为说辞，来错误地印证自己的主张：
为什么一个民族宁愿在本族的专制之下，而不愿做外族的奴才，今天德国人民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忍受痛苦，前仆后继，恐怕可以从这点道理中找到一个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最大任务，首先便是本民族政治独立的维持。环境愈艰苦，政治独立愈不易，便应该愈决心、愈努力去维护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独立。(36)
或即出于这一认识，丁则良考取庚款留学后，随即决定进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改治苏俄史；即便好友何炳棣驰函规劝，仍不为所动。其弟丁则民当年也自费考取留学资格，丁则良便统一规划了自家昆仲的治史方向。他赞同其弟专攻美国史，自己则转攻苏俄历史和现状。他之所以转换治史方向，完全基于内心秉持的家国观念：“历史研究的功能不仅限于说明过去，而且在于从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现实，特别是与祖国发展前途攸关的现实。”(37)在他看来，只要历史研究能为国家前途服务，岂但治学方向的改道更辙，其他相关的努力与更张都是值得与必要的。丁则良的史学功能论与家国观念就这样纽结为一体，无形中决定了他的史学转轨。
唯其如此，丁则良赴英后全力强化新外语的学习，仅仅半年就通过了俄文考试，转入论文写作。留英短短三年，他对俄国历史与苏联现状都大有所获，同时密切关注着中国时局的巨变。丁则良曾驰函留美的则民，“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寄予殷切的期望，认为祖国遭受欺凌、屈辱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38)。在寄予厚望同时，他决定放弃论文写作，辍学回国效力，迫不及待在次年返回北京。
丁则良这种家国观，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产生既与近代以来中国历经外患内乱的刺激有关，也成为新政权初期许多海外知识精英毅然归国报效的主要动因。正是基于这种家国观，丁则良归国后便将治学领域彻底转向了近代亚洲史与苏俄史。对其学术转向，其好友不无遗憾：“则良后来舍宋史而治俄国近代革命史，他在伦敦时兼习俄语，我尝说具有如此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然而则良对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开端，中国失去一个有成就的宋史研究者，终是史学界的莫大损失。”(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