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去来的得失是非

1946年暑假过后，丁则良随清华大学复员回京，继续担任历史系专任讲师。据朱自清10月27日日记，“陈寅恪昨到清华，丁则良来为他安排课程和助手”。⁽⁵²⁾朱自清时任文学院长，让素仰陈寅恪的丁则良为其服务，可谓得其所哉！

与此同时，战后中国举行最后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历史专业仅取一名。经过激烈竞争，丁则良独拔头筹。与他同时考取留学资格的还有原联大外文系王佐良、数学系吴文俊、物理系朱光亚、化学系朱亚杰与艺术学院吴冠中等，都堪称一时之选。

不久，其弟则民也考取了自费留美的资格，丁则良随即为自家昆仲通盘规划了研究方向。他赞同弟弟专攻美国史的决定，自己决定改治苏俄史，研究苏联的历史与现状。在他看来，战后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苏美各为领袖；“美国虽然是历史较短的年轻国家，但它却迅速地发展成为科学昌明、经济发达的强国，因而值得对它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和探索，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而“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它，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⁵³⁾。既然在国际事务中两大国举足轻重，在家国观的强烈驱动下，丁则良认定兄弟就有必要进行分工，去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丁则良这一认知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他与何炳棣同年参加留美庚款考试，最终因便血而抱憾退出。何炳棣赴美前夕，丁则良与他相约：“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⁵⁴⁾如今自己如愿考取庚款名额，丁则良很快函告分享喜悦，并表示决意进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改治苏俄史。鉴于好友在中国史，尤其宋史领域已崭露头角，何炳棣驰函劝他修英国史，“不宜以大量时间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高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高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⁵⁵⁾但丁则良坚执己见，拒绝这一忠告。他矢志转攻苏俄历史和现状，固然为了践履与何炳棣的当初约定，也旨在呼应与前述他对战后美苏称雄的应对之道。

做出这一抉择并非心血来潮，在考取留学资格不久，丁则良有一篇随感也许说出其当时的思考。延续对二战以后世界格局的既有认识，他认为，相对美苏两大势力，“英国和中国都有资格成为两大势力间的桥梁”；而英国人已找出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他们的明哲的思想指引他们要继续在不放弃国家主义或代议制度的原则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在中国的社会中，正有一种思想放假的趋势”，他因而呼吁：“面对着种种课题，以一种不让步的姿态，去谋求一个解决。我们今天如不能解决问题，则问题将要解决了我们。”基于这种问题的紧迫感，他强调说：“重要的是活泼泼的心灵和清澄的空气，惟其活泼，才敢冒险，惟其敢冒险，才有希望找出一条出路。”⁽⁵⁶⁾显而易见，丁则良正是出自“活泼泼的心灵”的召唤，才做出这一冒险抉择，其最终目的完全为战后中国“找出一条生路”。

凭着过人的才学，丁则良对留学英伦自信满满。去国次日，他就致信挚友程应镠说：“我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去，将来总要打出一个天下来。”对自己将来的学术前景充满憧憬。他在航途中考察了孟买，写了《孟买纪游》；在致友人函中，比较了中印现状与前途，认为“中国人之国家观念似不及印人之强，此其或因中国今日之问题不如印度之单纯”，而“印度虽苦，其前途实较中国当为光明也”。丁则良还对友人强调：“在今日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国家地位关系之大也。”⁽⁵⁷⁾国家认同观念，对于像中国这样从昔日荣耀跌至当下困顿的国家显得尤其重要；这种国家观念又总是让认同者激起亢奋的民族主义，左右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丁则良抵达伦敦不久，就寄来了一篇英伦书简⁽⁵⁸⁾。文中记述了他初到英国偶遇的福州同乡蒋阿弟，他是“不会说国语，也不会写中国字”的海员，说的英文都是福州音，娶了英国太太，“英文也福州化了”。蒋阿弟称丁则良为“学堂生”，把中国称“唐山”，仍叫英国是“番国”，他说：“你们看见了番国的好规矩，回去就应该把唐山弄好，处处要讲规矩。”在交往中，了解到抗日战争“惨胜对这些海员还是有很大的意义”，改变了他们过去被轻视的屈辱地位，丁则良由此更坚定己见：“毕竟国家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十几年的流浪告诉他非要有一个像样的国家不可。”在其笔下，蒋阿弟说的“谁不愿意‘返祖归宗’”不过一句话，而“他的心向祖国却是很明显的，一个‘学堂生’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显而易见，正是在赴英留学前后几年里，这种日益强烈而灼热的国家观念促成了丁则良不久以后的毅然归国。

抵达英伦后，仅经一年半学习，丁则良便以勤奋与天资，不仅对俄国历史和苏联现状的研究大有所获，而且顺利拿下了俄文考试，准备论文撰述。进入1949年，他密切关注着国内局势，致信何炳棣说：“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⁵⁹⁾他与在美的弟弟在信中谈论时局剧变，对即将建政的新政权寄予殷切的期望，双方约定学业告一段落即“早日归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⁶⁰⁾。据王永兴说：“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则良极度兴奋，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则良不能等，放弃学位，回到北京。”⁽⁶¹⁾1950年，如同许多海外学人那样，丁则良归心似箭，不惜放弃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决然归国，为新政权贡献才智。

做出决定后，丁则良辞去了在英国广播公司华语播音的兼职。关于此事，有必要略作辨析。赵俪生与丁则良虽为“一二·九”战友，但说他当年“咋咋唬唬的，爱领大家呼口号”⁽⁶²⁾，交情泛泛，晚年认为丁则良自称“走了弯路”可有两种理解，其一即前文述及的清华时期入党以后因政见不合而有退党之举；其二即在英播音也是其历史失足之一。王勉与丁则良交深谊契得多，不免径起为老友辩护。

王勉的驳难主要三点。首先，他认为，赵俪生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岂非即是‘叛国’之别称”，乃“厚诬死者”；其次，他承认，丁则良在英伦确做过华语播音，但播出时间每在英国零点前后，与中国时差8小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决不会在此时听广播，某君知有此事，但未足证明他曾听过这种广播”，赵俪生“以想当然的思路下此结论是很不应该的”；最后，他认定丁则良自承“走了弯路”，仅指1937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事，完全与在英伦当播音员无关，而且丁则良在归国过沪时曾对他面述道，“如果再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事，自觉在职业道德上是不好的，所以未久即辞去这一兼职束装回国”⁽⁶³⁾。

王勉护友心切，情有可原，但驳难却大可商榷。首先，赵俪生虽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却从未说其“叛国”，王勉反应有点过度。其次，仅据播音在零点前后，反驳中国留学生决无可能在此时听其广播，无乃苍白无力，留英学生特地收听中国人讲中国事的播音，即便零点前后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焉知这档播音在次日白天不会重播呢？2004年，赵俪生在回忆文中转述西北师院外语教授李学僖之说：“当时在伦敦的有王崇武，还有丁则良。他（指李学僖）说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有一段Morning Broadcast，是针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这段话的撰者和讲者，都是丁则良。”⁽⁶⁴⁾最后，王勉断言丁则良“走了弯路”乃是刊文《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其在英伦播音并不存在排中律关系。即便他在广播中对新政权有所批评，与他当时及后来归心于新政权既不绝对冲突，也符合终其一生的“爱之切而责之严”的理想主义原则。据丁则良思想行事的一贯逻辑，作这番合理解释或许才是“了解之同情”。

1950年暑期，丁则良归国过沪⁽⁶⁵⁾，转赴南昌接回妻女，挈家往游杭州西湖，回到阔别三年的清华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沪期间，他约王勉等在霞飞路DDs咖啡馆匆匆一晤，相谈欢洽。席间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问题，丁则良以英国所见对王勉的疑惑指陈辨析道：“英国难道没有人才？如工党财政大臣克利浦斯爵士（战时曾到昆明在联大演讲）岂不聪明才智过人，然而也无法挽救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令王勉“嘿然无以应之”⁽⁶⁶⁾。得知他已舍弃宋史研究而转治苏俄革命史，王勉虽深感惋惜，却也认为以挚友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苏俄史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⁶⁷⁾。这年，丁则良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