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异邦与半宾半主
赴美以后，刘子健出于谦虚自抑之意，自号半宾居士，并自书联语云：“多读多写还多忘，半山半闲枉半宾。”(41)对“半宾”之号的理解，除了表达去国怀乡的寂寥与感慨外，我更认为：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把自己当作客人。但客人对主人家的观察，有时反而会比主人来得理性与客观。当然，作为“半宾”的另一半，也就意味着他对故国仍有半个“主人”的感觉，他身上流淌的，毕竟是炎黄子孙的血。(42)
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门隙初开。次年，以物理学家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首访中国大陆，成员包括杨振宁、王浩等名宿，刘子健“自荐为书记”，成为随团来访的“唯一一位人文学者”(43)，终于圆了“归乡有日”的宿梦。尽管重返故国，因仍在非常时期，作为科学代表团中唯一的人文学者，刘子健并无可能与学界同行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更令他伤感的是，他确切得知直系亲属在土改运动的往事。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团时，以娴熟的外交辞令主动向他表示遗憾与歉意。事后，刘子健对友人说：“这还能教我说什么！”但他并未一味纠缠于丧亲之痛，“对故土的热爱，真心诚意地希望促进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44)。
1978年，刘子健再访北京，经有关部门安排，才获准首次与大陆宋史学界代表邓广铭会晤。邓广铭说：“据我所知，久居国外的历史学家，第一个回到大陆，把欧美历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向我们作了简要介绍的，也正是子健先生。”(45)据刘子健回忆，“那时候，还不能随便谈话，两人就假装湖边散步”，听他说起台湾宋史座谈会，邓广铭“就想同样去做”(46)。这次交谈似乎成为两年以后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的契机。刘子健还与邓广铭动议，中美宋元史界争取联合召开研讨会，返美后他向美国方面极力促成其事，虽然会议讨论的时段后来扩展为宋元明清(47)。也在这年晤谈中，两人谈到北京大学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设想，刘子健次年1月致函邓广铭说：“我愿意自告奋勇，做一个‘在外友好’，先向美国、德国、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铺路的任务，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国际的重视、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国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国内树立起来。”
刘子健真诚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情致函邓广铭说：“祖国史学欣欣向荣，我们在海外的，十分鼓舞！”(48)他把对中国史学的关心从台港扩展到大陆，更积极地推进中美史学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刘子健的态度十分明确：“我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为了让大陆宋史学者尽快接轨国际宋史学界，刘子健着手筹划在香港大学举办国际宋史讨论会。1983年6月1日，他在《请香港大学筹办国际宋史学会》修订提案里阐明了会议宗旨：
宋代兼有复古与创新，其影响远及近代。研究与讨论宋史不但可以促进了解当时的改变，并且可以贯串古今。但是各国学者分处各地，很少机会谈论。因为香港的地点最便利，所以在香港集会，交换研究经验、最近成果和将来研究的动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学人的参考。(49)
有赖于刘子健的发起、联络与斡旋，1984年12月，香港大学如期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大陆邓广铭等6人，台湾宋晞等5人，香港全汉昇等6人，美国刘子健等6人，还有西德、澳大利亚各1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大陆学者第一次与台港及美国的宋史学者聚集一堂。刘子健“除了幕后推挽外，为了祛除海峡两岸学者因政治隔阂，造成心理负担，在会前特别到大陆，介绍会议情形”(50)。这次会议的顺利举办，刘子健功莫大焉。
80年代前半期，刘子健频频往来于大陆、台湾与美国之间，友人说他，“更关切中国政治的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寄予厚望”。(51)这种欢欣的心情在1985年春节致邓广铭的贺笺中表达得尤其淋漓尽致：
勺园借居，远客重游。恍如旧枝新芽，期以古为今用。南门雅集，殊感东道厚谊；香山盛宴，更劳群贤毕至。庆祖国之锐进，老当益壮；幸交流之渐增，久而弥珍。(52)
刘子健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并不限于宋史领域。1985年秋，他造访华中师范大学，建议时任校长的章开沅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因为他曾就读的燕京大学与章开沅曾就读的金陵大学同属教会学校。这一领域在当时大陆视为禁区，几乎无人涉足。章开沅经过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议，成为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53)。
1988年，刘子健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寿辰。为了向以学识与人格同时折服国际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表达由衷的敬意，日本学者发起编辑了《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荟萃了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港以及美国、西欧43位著名学者的论文，这部颂寿集用日文、中文与英文三种文字印行，堪称国际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他为弟子保存的这部论集上手题谢辞与绝句云：
四十年来侨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汉土，学侣音稀。转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热肠，辑文志念；还蒙欧亚美洲、海峡两岸惠赐鸿篇，蔚然成集。诚鸣谢以无涯，抑吟感而不禁。
三洲翰墨并，两岸史文连。
巨册无先例，寸心感万千。(54)
在致谢时，他重提了侨居异邦“学侣音稀”的治史甘苦，祈愿学问应该跨越国界互相交流。
自20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起，刘子健再未踏上过中国大陆。他晚年心境抑郁，情绪茫然，但仍关心着大陆的未来。1990年，大陆学者王曾瑜赴美，刘子健时而很愿意了解些真实情况，时而又表现出厌烦，表示“不愿在自己心灵的伤口撒盐”。两人告别之际，他感慨地说：“你走了，从此没有人既同我讨论宋史，又同我谈论国事了！”(55)
除了自号“半宾居士”的阳文印章，刘子健还有一方印章刻着“今盧黑马”。据其弟子说，“黑”“今”合成的“黔”标明他的故乡贵州，“馬”“盧”合成的“驴”则自道其择善固执的秉性。一个宋史，一个国事，正是刘子健客居美国四十年择善固执的两件大事。在他那里，不仅宋史研究卓见纷呈，而且推动国际宋史学界交流厥功至伟；不仅对海峡两岸的家国大事罣牵萦怀，在其宋史论著里也寄寓着挥之不去的现实关怀。在这两件大事上，确如其弟子所说：“先生为人如斯，为学也如斯。”(56)
附记：邓小南、聂文华先生惠允引用刘子健致邓广铭先生函；林磊与王茂华先生在资料搜集上亦有助力，特此鸣谢。
（原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1期，入集时略有修正）
(1)刘子健的出生地唯见于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载《宋史研究集》第35辑，台北兰台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505页。
(2)陈毓贤说：“洪业来往最频的朋友中，不少是学术圈外的人，东亚毛织厂的宋棐卿是一个，他学生刘子健的父亲刘石荪又是一位。刘石荪清末留日，本是银行家，后来也参加政治。”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3)王惠箴：1994年5月19日致柳立言函。转引自赵晶：《刘子健先生的早年经历与旅美心境》，载澎湃新闻2023年2月9日《上海书评》。
(4)刘子健：《“蒙难”之后》，载《燕大双周刊》1945年12月第2期。
(5)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版。斯波说：“在其后三年十个月间，刘子健两度受到日本宪兵队的拘押与拷问”，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仅三年八个月。
(6)刘子健：《“蒙难”之后》。
(7)刘子健：《寄青年朋友：客观的态度》，副题《少给人戴帽子，少要结论》，天津《大公报》1946年3月19日。
(8)主要有载于《益世报》的《论美苏外交的对立：和平究竟有没有保障？》（1946年1月30日、31日）、《回顾美国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1日）与《回顾苏联对华政策：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一种认识》（1946年2月22日）。
(9)陈毓贤：《洪业传》，第151页。
(10)连载于《大公报》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
(11)分载《益世报》1946年6月17日与7月6日。
(12)《益世报》1946年7月9日。
(13)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4年印，第3—16页。
(14)《益世报》1946年8月2日。
(15)见梅碧华《论美国扶日政策对中国的祸害》文前的编者按及附刘子健美国来函，《经济周报》1948年第6卷第23期。
(1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17)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
(18)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442页。
(19)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
(20)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
(21)陈寅恪对学生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转引自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22)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
(23)刘子健：《引言》，《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
(24)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新文丰出版公司1963年版。
(25)刘子健：《重印自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新文丰出版公司1963年版。
(26)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其夫人王惠箴1956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专治中国社会史；瞿同祖与张仲礼其后回到中国大陆。
(27)黄宽重：《刘子健先生的为人处世》，《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9—21页。
(28)王曾瑜：《哲人日已远——忆刘子健先生》，《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8—501页。
(29)杨联陞：《哈佛遗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40—341页。
(30)黄仁宇：《母亲》，转引自《哈佛遗墨》（修订本），第345页。
(31)此两诗录自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
(32)山东省图书馆、鱼台县政协编：《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55页。
(33)杨联陞：《莲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6页。
(34)斯波义信：《刘子健教授：其人与学问》。
(35)刘子健1979年3月9日致函邓广铭：“《宋学通讯》（Sung Studies Newsletter）是鄙校创办，然后多校轮办，现在负责的是CORNELL大学。”
(36)宋晞：《刘子健先生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宋史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第19—21页。
(37)在这点上，刘子健也许颇受白乐日的影响。据宋晞在《刘子健先生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里说：1988年6月台湾举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刘子健因健康关系未能与会，但发去《国际提倡宋史的“史话”》的发言稿，在闭幕典礼上请人宣读，特别提及“我们不能忘记白乐日（Balazs）先生，首先在国际上提倡宋史。”
(38)邓广铭：《前言》，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
(39)戴仁柱：《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载《丞相世家》卷首，中华书局2014年版。
(40)周明之：《刘子健先生传略兼论旅美华裔文史专业者的历程》。
(41)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说：“半山是王安石，半闲是贾似道，二人毁誉不一，但安石推行新政，似道实施公田，都是有作有为，这是先生难以忘怀的。”
(42)拙文《变革之门何时关闭》，《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0日《上海书评》。
(4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91页。
(44)王曾瑜：《哲人日已远》。
(45)邓广铭：《前言》。作为久居海外而回到大陆的华裔史家，何炳棣是1971年10月“重入国门”的，早于刘子健（参见《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91页）。
(46)转引自宋晞：《刘子健先生倡导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
(47)刘子健1980年1月7日致函邓广铭函说：“关于中美交流，派遣代表十人一事，已经从华盛顿打听明白。果不出所料，是用了前半年我们宋元部分提案的意思，而加以改变。讨论题目是宋元明清社会发展，希望在80年秋天举行，美国拟派十名，希望中国有二十位学者出席，共同开讨论会。这事在正月底开会时，还要讨论。这十名中多半没有我这样的人，因为我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和他们抗衡。”刘子健促成的这次中美史学会议就是1980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史学交流会，这是中美复交以来两国史学家召开的首次学术研讨会。
(48)刘子健1982年9月1日致邓广铭函。
(49)宋晞：《刘子健先生提倡国际间研究宋史的贡献》。
(50)黄宽重：《刘子健先生的为人处世》。
(51)黄宽重：《刘子健先生的为人处世》。
(52)刘子健1985年2月致邓广铭贺笺。
(53)刘莉：《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学者——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转引自《历史学研究通讯》2021年5月29日公众号。
(54)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第283页。
(55)王曾瑜：《哲人日已远》。
(56)柳立言：《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