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提摩太》为中心：配合时局的政治批判
新中国建政不久，中国基督教组织就断绝了与西方教会的联系，1950年，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提出了中国教会自治、自传、自养三原则，开展了爱国爱教的“三自”运动。与此同时，新政权基于意识形态，对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掀起了猛烈的批判。丁则良归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彻底破裂，抗美援朝成为最大的政治。1951年1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实施办法》，全国文化教育宗教界展开了肃清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运动。据周一良说，丁则良与“清华历史系的同志们在吴晗同志的倡导下，积极用自己的专业为人民服务，撰写了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回顾中朝友好的文章”(40)。为配合这场政治批判运动，丁则良相继发表了一组论文，包括《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41)与《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42)。
其中有关李提摩太诸文后经增订改写，作为单行本另行出版。网上有一明信片，是这年4月7日丁则良致开明书店编辑胡嘉的，他们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前后级系友。这封短笺未收入《丁则良文集》，因交代了这册专书的出版细节，故过录如下：
嘉生兄：
来示拜悉。周、邵二先生正在着手撰写中。弟实无合适题目可写。最近鉴于基督教人士正展开三自运动，同时检举教会中之帝国主义份[分]子，弟曾利用英国秘档写一点关于李提摩太在华罪行（如策动李鸿章将中国置于英国保护之下，又如以赔款办山西大学），已蒙有关方面选为学习材料。弟甚愿将过去关于李之文章，重新组织，另行标题为《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大约可有二万至二万五千字。不知是否合适。望兄指示。现在三自运动及镇压反革命均为首要工作，揭发李之罪行，或不无帮助也。总之，此书如不合适，亦无关系，我们之间，无须有丝毫客气也。祝
著安！
则良拜上 四、七
嘉生应是胡嘉的字。短笺是对其向周一良、邵循正与他约稿的简覆(43)。丁则良关于李提摩太的两篇论文是主动配合“三自运动”撰写的，而且被有关部门选定作为“学习材料”，“已蒙”两字道出他的荣誉感。在“三自运动及镇压反革命均为首要工作”上，丁则良与当局保持一致，愿意将已有关于李提摩太的诸文，“重新组织”改成专书，以期对批判运动“不无帮助”。当年11月，他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下称《李提摩太》）列入开明书店的“抗美援朝知识丛刊”出版，首印达一万册。从明信片笔迹看，副标题中“典型的”三字是他亲笔追加的。
就在致胡嘉函后十余天，政务院下属宗教事务处召集中国基督教团体代表开会，“对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败类，进行控诉”，被点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就有李提摩太。(44)丁则良改写《李提摩太》一书时表态说：
在这次控诉运动展开之后，全国各地基督教的爱国人士继续进行种种爱国的活动。我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由于过去曾经搜集了一些史料，也曾写过一些文字，揭发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的罪行，同时又感觉到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不分教徒与非教徒，都应当尽力加以支持，就决定把过去搜集的史料和文章，重新加以整理，写成这本小书。(45)
这就清楚表明，丁则良出版该书就为了声援这次“控诉运动”，主动将史学研究与政治宣传挂钩。惟其如此，整本小册子不啻是政治色彩浓烈的大批判文本。《引言》对近代来华的基督教与传教士开宗明义道：“基督教过去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之一，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那为何选择李提摩太作为控诉对象呢？丁则良定性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引言》最后强调说：
他这一副伪善的面孔，必须予以拆穿；他的罪行，必须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揭发出来。在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还有着很多类似李提摩太的人物，有待我们的检举与审判。(46)
这样的措辞背离了理性中立的原则，将学术研究与政治批判划上了等号，实在不足取。
该书其后诸章虽出以史学的形式，但政治先行从根本上左右了研究者的思路与结论。例如在讨论李提摩太来华之初“游历”东北动机时，论文不列史证，一则说其“目的何在，大可怀疑”，继则说他“那些不曾发表出来的情报，一定是很多的”(47)，判断李提摩太在搜集情报。
毫无疑问，作为来华长达四十五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其自身的国家立场，但也不应将其所有活动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归入“为英帝国主义服务，扩张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48)。即以他在沪上主持广学会编译西书的工作，以“扩大文化侵略的影响”一言以蔽之(49)，就有失公允。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频繁穿梭在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针对中国战败已成定局，在力主清朝与日媾和同时，还建议清政府启动“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的改革，内容包括设立西学课程，聘用西人幕宾与谙熟西法的华人，鼓励绅商兴修铁路，设立现代邮政，创办新兴工业，等等，其中虽有“华英相助”的取向，但与洋务运动总方向仍是一致的，不宜断言其“目的是要灭亡中国”(50)。李提摩太在戊戌变法时同情帝党，支持改革；政变之后又援救康、梁。丁则良采纳当时主流史家的观点，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指责李提摩太与他们“一鼻孔出气”，“尽到了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作用”(51)，也有失于偏颇。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李提摩太出面斡旋，将山西省支付教案的“罚款”创办了山西大学堂，由他主持西学专斋，山西巡抚岑春煊主持中学专斋，十年后全部移交中国自办，丁则良说“这是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比教会出钱办的学校，更能迷惑人们的视听”(52)，将其良苦用心一笔抹煞。李提摩太与近代中国政治关系密切，主张中国“渐进的改良”并“愿意贡献所能”；认定“从武力发生改革，多是杀人流血，生出多少恶果”，故曾面劝孙中山放弃革命。(53)丁则良很清楚其改良主张，但仍断言：
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无耻，另一方面也就道破了所谓“改良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的“改良”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假宗教之名，进行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散播帝国主义的恶毒影响。(54)
在结束语里，丁则良有一段总评价：
李提摩太一生在中国住了四十五年，所干的勾当，没有一件不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他的手上虽然没有拿着刀枪，可是涂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一直戴着假面具，以中国的“朋友”自居，进行种种阴谋，时刻要灭亡中国。(55)
这种迹近粗暴的盖棺论定，有违于李提摩太的复杂面相，是非历史主义的。结合其《引言》强调：“只有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56)说明他的研究只能归入配合时局的政治宣传。
丁则良谙熟外文，在《李提摩太》中利用并翻译了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有关中国秘档，指出“有很多宝贵的材料”，“很值得翻译出来”(57)，这一认识应该肯定。但他也坦承，他的有些分析“大致系摘自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58)，表明他对主流史学的主动靠拢。
在研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时，丁则良这类失误再次重现，他说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筹办京师大学堂，是“藉教育事业的美名，进行文化侵略”(59)。他也清楚丁韪良在对华政策上主张“维持中国的表面的完整”，却仍然认定他“是彻底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60)。丁则良之所以如此定论，无非附和当时的宣传口径：“五十年来，美帝一直在宣传所谓‘中美友谊’，自命为中国的‘恩人’，用以欺骗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人民。”(61)为配合抗美援朝与中朝友谊的政治需要，他还刊出了《三百五十八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与《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等文章（1950年），其后又翻译了论文《朝鲜史上抗拒契丹的伟大国者姜邯瓒》（1953年），与人合译出版了《朝鲜近代史》（1955年）。
这些论著汇入了当年政治大潮，足见丁则良确想真诚服务于新政权。而以史学服务政治，丁则良也绝非个例。为配合抗美援朝，周一良在1951年也撰有专著《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与论文《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等。其时何炳棣负笈美国，在大洋彼岸也看到了丁则良的近著，认为《李提摩太》“否定了这位传教士引进西学和协助维新的一面，着重揭露他充当英帝国主义工具的另面”，不是史家持平之作，“反映丁则良业已由衷地接受了马列与中共的观点，但也不免为他大材小用而兴叹”。(62)丁则良的这些作品迹于政治批判，严格说来难称史学论著。连周一良晚年也承认：“今天看来，其中某些提法或许不尽恰当，某些论点（如戊戌维新的评价）或许是错误的。”(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