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无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还是一代文化巨人，陈寅恪都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奇峰。能否超越这座高峰，成为后人感兴趣的话题。
就其学术而言，生前已有定评。学界领袖胡适在1937年就指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41)1949年以后，陈寅恪在大陆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在角落里，但他依然被外国学者推许为“仍生在世最伟大的中国学者”(42)。1958年，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里，郭沫若就曾号召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43)。然而，三年后的郭、陈相见，却以也称得上史学大师的郭沫若“深受感动而结束”(4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史学研究群趋农民战争等所谓五朵金花时，陈寅恪却以其学术独立性，在其三四十年代已达到的世界级学术水平的基础上，衰年变法，创立人格心态史的新范例，与当代世界史学中的“心态史学”“心解史学”“心智史学”各领风骚，使中国史学无愧怍地立于世界史林。(45)由于个人的不幸（中年失明等）和时代的动荡，正如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陈寅恪贡献给学界，“只是浮出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拥有的却是庞大的冰山主体”(46)。
汪荣祖先生认为：“陈先生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可以超越，因为陈先生之后必定还会有伟大的中国史家出现。但陈先生不可能超越，因陈先生的特殊成就不可能超越。”(47)此诚达人之论。但陈寅恪以后出现的伟大史家是否一定具有与陈寅恪的可比性？这就好比说伟大诗人屈原以后还出现了杜甫，但杜甫是否就比屈原更伟大，两者缺乏可比性。因此毋宁说，陈寅恪以后将不会有陈寅恪，这将是一座不可能超越的高峰。
陈寅恪的特殊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他所处的特定条件和他所独有的天才因素。陈寅恪及其同辈的国学大师恰处于新旧文化的嬗变转折期，这是他们成为国学大师的幸运条件之一。陈寅恪有着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他的旧学根基从童蒙时代就打下了。他在家学渊源上比同辈学术大师更优越。这种自幼奠立的国学基础有两大好处：其一，由于当时旧文化氛围尚未消尽，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直截体认；其二，可以较早地进入角色，开始创造性的研究。
五四以后，白话取代文言，诚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但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国学的语言载体已不再可能自幼习得。其后，文言技能的退化与旧学根底的衰薄，在现当代中国学者群中成同步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随时代演进而有增无减。1949年以后，文言和旧学的训练，只有在接受文史专业高等教育后，才有点缀性的、常识性的课程设置；即使古典文史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也只是造就些专业窄狭的学人，而决不能成为新一代国学大师的摇篮。仅就国学基础这点而言，五四前后新旧文化替代之际育成的陈寅恪式的国学大师群将是最后的辉煌。
而陈寅恪还有个人的天才因素在。他能借助二十余门外国语与非凡的记忆力谙熟与占有中西史料，连同辈大师都心折不已。他的记忆力超群绝伦，令人疑叹为人类这一能力罕能达到的奇迹之一。正是有赖于这一天分，他能在失明的情况下，指示助手在浩瀚的明清之际史料中参阅千种以上的典籍，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学术上的衰年变法(48)，写出了煌煌近百万字的人格心态史的两大杰构。历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才能出这样一位学术上的旷世奇才。
因此，在学术上超越陈寅恪，首先就意味着在国学根基和个人天资上超越他。前者因时代原因已无可能，后者乃偶然原因终难必期。
问题还在于：作为文化巨擘陈寅恪的学术范式是以他所独有的价值信仰为基石的。这一基石就是他在新旧文化的百年变局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矢志不渝的信仰和一往情深的恋守。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巨变，工具理性的发达，学科分野的细密，使得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也日渐沦为自外于生命价值、人生信仰的工具与技能。当代学人动辄曰“搞”学问，一个“搞”字正揭示了人文科学工具化的走向。而陈寅恪则向来主张“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49)，在他那里，学术、信仰、生命、人格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将来即使再出现一个在博学与天资上与陈寅恪相埒的奇才，然而，由于陈寅恪经历过的新旧文化空前未有的冲突已一去不再，由于学术研究中个人价值信仰的剥离与淡化，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能有陈寅恪那样的体认和呵护吗？纵然他是后陈寅恪时代的学术翘楚，但缺少了陈寅恪学术范式中那种特有的价值信仰，既无比较的基础，便谈不上超越。
最后，有必要讨论陈寅恪及其文化悲剧所构成的文化意象有无再现的可能。陈寅恪的文化悲剧，简言之，即在中国本位文化的价值经历百年变局而衰落式微的文化大转折时期，他自期为文化传统的托命之人，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生命和学术去体认、容受这一新旧文化的嬗变与冲突，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存亡继承踽踽独行，痛苦求索。于是，陈寅恪的人生遭际和心路历程，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苦旅和文化苦恋，从而使陈寅恪的文化悲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在这一空前大变局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陈寅恪文化悲剧的象征意义。
历史无有尽期，变局仍会发生。但类似20世纪中国那种从社会形态到政治制度，从语言文字到礼俗习惯，从物质到文化的全方位断层式的剧变，也许要经过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才会发生。在未来的时代演进中，也仍会有文化苦痛，但这种文化痛感的内涵与性质必然有别于陈寅恪，就像陈寅恪的文化哀痛不同于屈原、杜甫一样。因为历史已经永远翻过了这一页。于是，作为百年巨变下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运象征，陈寅恪悲剧构成的文化意象犹如夕阳残照中历经兵燹的圆明园的断柱，就具有了一种永恒苍凉的审美价值。
诚然，在经历十年“文革”以后，中国大陆也颇有学人响应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号召，但这只是对已经失落的传统的一种意识形态性的重构。传统的恢复远比传统的失落来得困难与复杂。这种重构起来的文化已不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文化。那些连中国文化史学识尚须补课的人在纵论文化苦旅，那些对传统纲纪伦常缺乏定力的人在侈谈文化苦恋，那些鲜有传统德性的人在高倡文化道统。对照陈寅恪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恋和殉道精神，人们宁可选择这样的劫后残柱，而不愿一瞥重建圆明园式的仿古建筑。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巨人陈寅恪构建的文化意象也将是永远绝后的。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9月号）
(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陈寅恪留学共三次：第一次为1902年至1905年，留学日本；第二次为1910年至1914年，留学德、法；第三次为1919年至1925年，留学美、德。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219页。
(4)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9页。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6)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210页。
(8)陈寅恪1957年致刘铭恕信，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3页。
(9)陈寅恪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覆》，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1—112页。
(10)陈寅恪语。转引自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11)郭沫若：《蔡文姬·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2)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92—195、201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138页。
(13)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221—223页。
(14)在这点上，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颇得其师事证法的余韵。而诗文证史法或许较易习得，故文史学界已见运用，以至陈垣门下的柴德赓亦有《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柴氏《史学丛考》收入其诗文证史的习作）。
(15)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40页。
(1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17)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19)希尔斯（E.Shils）：《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20)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21)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63页。
(22)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25页。
(2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诗集》，第10、11页。
(24)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07页。
(25)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诗集》，第10、11页。陈寅恪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覆》，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111—112页。
(26)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弦箭文章那日休》，见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09页。
(27)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第5页。
(28)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3、67、75、79页。
(29)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59—60页。
(30)参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1932年），《寒柳堂集》第146页；《无题》（1954年）自注，《陈寅恪诗集》，第89页。
(31)陈寅恪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覆》，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111—112页。
(32)转引自《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502页。
(33)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0页；《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第162页。
(34)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65页；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59页。
(35)希尔斯：《论传统》，第276页。
(3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4页。
(3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38)希尔斯：《论传统》，第264页。
(3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220页。
(40)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61页。
(41)胡适：《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9页。
(42)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Demierill）语，转引自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
(43)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页。
(44)参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319页。
(45)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收入《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524页。
(47)汪荣祖：《陈寅恪评传》附录，第251页。
(48)参见《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第27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第70—71页。
(49)转引自陈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