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特点与方法举隅

四、治史特点与方法举隅

每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因专业领域和研究对象不同，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手段，便会有明显差异。即便面对同一专业领域和研究对象，由于各自拥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并不相同，也会各具个性，诸态纷呈。陈寅恪研究历史讲究方法，他所呈现的治学风格和他所习用的治史路径，往往是他所独有的，是他留给后人最具特色的学术遗产。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一，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力。他早年求学时期高等数学的严格训练有助于他的思维更加敏锐与缜密；而留学期间那种追求逻辑和思维上严谨和明晰的西方人文科学的熏染，也是不可忽略的。对这一特点，其弟子评述道：他“把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从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料之外而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⁹⁴⁾对此，后人往往较多地归诸其天分，而忽视了他在别人不留意处留意的艰苦求索的过程。他曾自述研治《元史》用力之勤道：“读过好几遍，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丹铅殆遍。”⁽⁹⁵⁾这里，陈寅恪道出其超出侪辈的观察力来自深思苦索的另一侧面。据其入室弟子追忆，这正是陈寅恪治史的基本方法之一：凡读书有见，即眉批书上，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才移到纸上，撰为文章。⁽⁹⁶⁾例如，陈寅恪考证出李唐氏族乃李初拔古后裔，就是根据李唐自述世系的旧文，汇集史料，“赖其与他种传记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千载而后遂得以发其覆也”。⁽⁹⁷⁾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二，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抓住关键，揭示本质。关于问题意识，他早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批评清代考据学最大缺陷即“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⁹⁸⁾他曾以问题意识批评今人每好看《通鉴纪事本末》而不看《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读《通鉴》时，心中所产生的问题，用以标题，分辑而成。不是人人阅读《通鉴》时所可能发现的问题尽在于此。所以如果只读《纪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为除袁枢所标题之外，再无问题了。”⁽⁹⁹⁾他研究中古以降的历史，就宏观而言，慧眼独具地以民族和文化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确实抓住了解读这段历史的根本路径。例如，他认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¹⁰⁰⁾这一立论还可以推广至隋唐民族文化问题上，一下子打通了诸多疑窦，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在具体研究中，他注意寻找史事的关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卷即说：种族与文化“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他这部名著所探讨的李唐统治阶级的氏族、政治革命、党派集团、外族盛衰及其与内政的关系，无一不是唐代政治史关键所在。即便在微观考据上，他也如老吏断狱，最善于击中要害。例如，他指出：唐代政治革命成败，“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因而着力考证玄武门之变中宫门守将常何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从违向背，遂使微观考据也为讨论问题作证。至于什么问题才能视为关键问题，他曾论及武则天以山东寒族而攫取政权；久居洛阳，将全国重心转移至山东；加强进士词科选举人材的力度，破坏南北朝以来的贵族阶级；运输东南财赋以充实国防力量。他认为以上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者”，即开启百年乃至千年世局的事件或措施，才是历史关键所在。⁽¹⁰¹⁾因此，他尤其重视中古以降若干重要交替期的历史递变，对汉魏晋之际、南北朝隋唐之际、开元天宝之际、明清之际的民族文化之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陈寅恪治史特点之三，就是以小见大。他在考索柳如是别名时，表达过这一旨趣：“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之也。”⁽¹⁰²⁾也就是说，研究的尽管是小问题，却总是以民族文化之史的大问题为其发轫和归结的。例如，他尽管考证腋气这样的小问题，结论却落在中华民族的融合上：“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¹⁰³⁾又如，他在笺注白居易《琵琶行》时，对历来无人注意的“移船相近邀相见”一句，引证南宋洪迈非议白居易夜入商妇之船的说法，在解释洪氏误解后进而指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¹⁰⁴⁾，由论证男女相见礼节，归结到唐宋社会变革。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其对文史上的小题目，往往以狮子搏兔之力，旁征博引，深入腠理，遂使新意立见，令人拍案叫绝。”⁽¹⁰⁵⁾但有学者认为：此种方法“要有天分与极深的功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的。⁽¹⁰⁶⁾即如考证腋气，据陈寅恪自述：十岁以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者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¹⁰⁷⁾由此可见，看似不经意的小问题的捕捉，自有绝深厚的功力为其后援。

在史学研究中，陈寅恪除了形成独具风格的治学特色外，还有其最擅长使用的治史方法。其中，对陈寅恪来说，得心应手和炉火纯青的就有比较研究法、集团研究法、时间空间坐标法、联系的方法等。

其一，比较研究法。

陈寅恪对比较研究法有一总体看法。他曾向学生指出这一方法的作用：“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判断。”⁽¹⁰⁸⁾他对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的比较研究，堪称是历史人物比较研究的杰出范例。他还认为：“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¹⁰⁹⁾说的虽是文学史研究，却可推广到整个历史研究。然而，他还强调比较研究应有一定的规范，不能随心所欲：“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¹¹⁰⁾在具体研究中，他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得心应手地切换相应的比较方法。

由于陈寅恪掌握十余种外国和异族语言，又受过西方比较语言学的训练，因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是其最谙熟的方法之一。早在1923年留学西方时期，他就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¹¹¹⁾1932年，他更明确指出：“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语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也。”⁽¹¹²⁾次年再次强调：“迄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点得以革除。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¹¹³⁾研究《蒙古源流》时，他将王国维校本、施密德校译本、那珂通世日译本、蒙文原本、满文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蒙古源流》中灵州等三城“因其距离不远，事实相关，复经数种民族之语言辗转迻译，以致名称淆混，虽治史学之专家，亦不能不为其所误”，他因“获读昔人所未见之本，故得藉以释其疑而正其误”，却谦言：“此盖机会使然，非寅恪之慵鄙不学，转能胜于前贤也。”⁽¹¹⁴⁾实际上，他的机会正是来自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他还比较过各种文字的《金刚经》，论定“玄奘所译之本，源出自于阗文”，在课上能用十几种语言以比较法来讲汉译《金刚经》的正误。⁽¹¹⁵⁾

陈寅恪也经常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他把《西游记》里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人物故事与通过佛经传入中土的印度神话故事原型相比较，不仅分析了两者的渊源关系，还推出文学故事演变的公例，即沙和尚型的简单纵贯式、猪八戒型的复杂纵贯式和孙悟空型的混合横通式。⁽¹¹⁶⁾然而，陈寅恪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最终关注的往往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归结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大问题。因而，他的这一方法不仅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注入了全新理念和方法，而且是对中国史学，尤其对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的重大贡献。例如，《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其间，因“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陈寅恪便将《三国志》有关传记与佛教经籍所载故事相比较，发现“外来之故事名词，比附于本国人物事实，有似通天老狐，醉则见尾”，但其结论则突破文学的藩篱，着眼于中外文化交融的大问题：“《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笔之于书。则又治史者所当注意之事。”⁽¹¹⁷⁾

由于别具只眼，陈寅恪往往能捕捉住不同文化统系的症结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令人叹服的结论。例如，他通过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敦煌写本与巴利文本的异同比较，发现敦煌本失载巴利文本中所载的出家因缘第七恶报，即莲花色尼因屡屡改嫁而与亲生子女不复相识，以致最后母女共嫁其亲生之子。但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文本比较上，而是从中印文化的异质入手，认为敦煌写本失载第七恶报，是中国文化吸纳佛教过程中，对不合民族传统的伦理观念进行排异性删削。这一比较结论就所见甚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陈寅恪不仅是具备精深专门知识的专家，更是贯通不同文化体系的通儒，因而他的“立体的”比较观和比较方法不仅可以取得某些专家在其专业领域进行“平面的”比较所产生的特殊的、局部的成就，而且能使这些成就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¹¹⁸⁾

其二，集团研究法。

陈寅恪使用的集团概念，并不仅仅指狭义的政治集团，颇有点近似社会学上的社会群体的概念，包括更广的文化意义上的涵义。他在论及宇文泰融合成“一不可分离之集团”时，对集团作过明确表述：“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¹¹⁹⁾因而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集团、社会集体、阶级、氏族、家世等等，都是他经常变换使用的具体概念。他十分重视中古历史上不同集团产生的各不相同的重大作用，认为：历来史家“颇忽视社会集体之关系，则与当时史实不能通解”⁽¹²⁰⁾。他在研究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时指出：唐代“文治武功极盛之世，即此集团居最高统治地位之时，故研究唐之盛世者不可不研究此集团”⁽¹²¹⁾。在集团研究中，他非常关注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复杂关系。他在研究南朝史时指出：“谓江左世族无功臣，与言南朝帝室止出于善战之社会阶级无异。此善战之阶级，在江左数百年间之变迁，与南朝境内他种民族之关系，治史之人，固应致意研求者也。”⁽¹²²⁾而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即通过对安史之乱前关陇集团、山东豪杰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安史之乱后长安天子集团、河北镇将集团之间的消长嬗代的分析，完成了对政治演变史中典范性的个案研究。

从陈寅恪对集团内涵的界定，反映出他的集团研究法注重集团的物质利害、信仰渊源和文化熏习诸方面的研究。因此，在研究关陇集团时，他把该集团维系其物质利害的根本政策概括为关中本位政策，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与此同时，他在研究中古时期的集团问题时，尤其重视对有关集团成员的氏族、家世的研究。他认为：这一时期，“家世信仰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¹²³⁾；又说：“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¹²⁴⁾他还特别提醒：“女系母统对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¹²⁵⁾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他以为：“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对唐史研究，他也指出：“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吾国昔时学者固未尝留意于此。”⁽¹²⁶⁾他不仅把集团研究法运用于政治史，还渗透到思想史、宗教史和人物研究等领域，使有关研究别开生面。例如，唐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后，因代表关陇集团的长孙无忌以元舅和佐命大臣的身份竭力反对而不敢遽行，另一佐命大臣李世却赞成其事，以往论史者往往以此作为世个人道德的污点。陈寅恪借助集团研究法指出：李世实为山东豪杰集团的领袖，唐太宗生前之所以选他与长孙无忌同辅高宗，正是为了平衡两大集团的力量以固皇祚，因而世以武氏乃山东人而赞其为后，正是“其社会集团之关系有以致之也”⁽¹²⁷⁾。这种分析，与简单的道德评判相比，其深刻程度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其三，时空坐标法。

陈寅恪曾向学生提出“以时间、空间、人事之法治史，或曰时间、空间之法”。他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之直角坐标。”学生说他：“凡要建立自己的论点，必先从时间、地域、人物和有关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尽量搜集有关资料，以为依据。”⁽¹²⁸⁾他笺证《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即运用了这一方法，指出：“此节有二问题，一时间，二空间。”他首先以时间治史之法，从唐玄宗临幸温泉必在冬季春初寒冷时节，否证其不可能在七月七日；其次以空间治史之法，从华清宫长生殿乃祀神的斋宫，断不可能阑入儿女猥琐。既然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华清宫长生殿的事实，则七夕长生殿夜半私语之人事尽管被后人称引，却“不可据为典要”。⁽¹²⁹⁾

在研究重大历史事变与重要历史现象时，陈寅恪注意把审视的时段拉长，把考察的空间放大，从而使研究的结论更具穿透力和涵盖性。在探究唐代有大量中亚胡人迁居河朔的原因时，他以为，“就旧史所载者考之，似有三因：远因为隋季丧乱，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其远因与近因之间相隔至少达80年。而在论及唐代山东氏族之所以兴起时，他又指出：“帝王之大权不及社会之潜力，此类之事即其一例，然非求之数百年往日背景，不易解释也。”⁽¹³⁰⁾在研究天师道与社会政治关系时，他拓展时间空间，把汉末黄巾起义直到两晋南北朝士人奉道，“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得出结论“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从而“补前人之所未逮，而为读国史者别进一新解”。⁽¹³¹⁾

其四，联系的方法。

一般治史者虽然也都注意史实的联系，但陈寅恪所用的联系方法因其通识而在视野的广阔和识见的敏锐上都超出侪辈，每每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达到了纵贯横通、此呼彼应的化境。正如其学生所说：“他能在错综复杂的史料中，抓住似乎毫无联系但实际上互相联系的现象，辩证地分析，并得出正确的结论。”⁽¹³²⁾他曾以联系的观点指出《通鉴纪事本末》的不足：“《纪事本末》于一事与两个问题都有关系的，就在第二个问题下注明。不过也有忘了注的，或不知其关系而不注的，如果只看《纪事本末》，就不易发现其关系了。”⁽¹³³⁾他在就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及其与唐代外患内政的关系问题，对联系的方法有过精彩的论述：“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单独性也。”⁽¹³⁴⁾由这种纵贯横通的联系方法推出的结论就是令人叹服的通解，而不再是就事论事的皮相之论。例如，针对唐代武功堪称民族空前盛业，他指出：“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视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戒之意。”⁽¹³⁵⁾

陈寅恪常用的联系方法之一，是纵贯地追溯渊源分析系统。例如，关于隋唐制度，后世史家据其统系由来误认为仅仅继承了西魏北周的遗制，他却从史实联系中别具只眼地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而且“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治李唐一代文物制度者，于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迹象，始有系统可寻矣。”其中，他从蛛丝马迹的史实联系中勾隐索微，考证出永嘉之乱以后中原文化转移保存于河西，随着北魏攻取凉州，河西文化便被采入北魏的典章制度，因而隋唐制度的北魏北齐一源中还包涵有河西文化支派。这一发覆确是“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¹³⁶⁾

陈寅恪常用的联系方法之二，是横向地审察史实，确证关系。他曾指出：“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古人的言论和行事。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义》皆讲制度（system）、组织（structure）方面，现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function），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对于制度的影响。”⁽¹³⁷⁾他在笺证元白诗时强调“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指元白的关系，还包括同时代文人在文学上相互往还、议论、观摩、仿效、改进、超越等关系。他说：“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¹³⁸⁾所论虽是文学史，显然也适用于整个历史研究。

陈寅恪常用的联系方法之三，曲折地勾考隐晦，推绎关连。陈寅恪研究天师道时，首先从道家画符书经必须擅长书法，把天师道与书法艺术联系起来；其次从道家服食丹药而鹅有消解五脏丹毒的功效，把道家与鹅联系起来；然后把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与其因信仰道教常服丹药而亟需烹鹅解毒联系起来。以这种联系的方法考史论事，真有曲径通幽峰回路转而胜义纷披应接不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