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谁知白首心：1949年以后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7月15日纪念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大会，他不但参与了筹备工作，还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与此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杂志《展望》周刊也被军管会批准复刊，他也参加了《展望》周刊的工作，当时《展望》的负责人是尚丁。在复刊第1期上，他写了欢呼上海解放的社论。自7月底8月初起，他担任了《展望》周刊的编辑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长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宿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撙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1953年，他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了自己在社会变动新旧交替之际的喜悦、迷茫和追求：
万里春风喜莫加，卅年委运恨如麻。
回天力已成诸夏，起死恩今感万家。
快意恶除萧艾尽，会心人惜蕙兰花。
自怜才薄当斯任，有志难谐鬓渐华。(10)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11)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而终于运交华盖。在一次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开批评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记是权威，校长是权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而学术问题，真正的权威是教授，是每一门的专家。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12)1957年“鸣放”期间，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认为这是一个新五四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在报上被点了名，许杰也在上海被点了名，他在公开场合认为许杰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会是“右派”。还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定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决不是反党。他声明：“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当右派。”(13)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风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他也想到过自杀，只因儿女尚在童稚，才没有走这条绝路。直至这年8月底，在强大压力下，他见一向比自己进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沦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右派”。从7月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
1958年9月，程应镠参加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部分“右派”分子劳动学习班，地点在上海县颛桥乡。1959年2月起，他又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习”。7月结业，回上海师院历史系工作，从教授贬为中文系马茂元等人的助教。仍须一方面在校学习，一方面在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学习，每月还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种汇报持续了三年。在这些阴霾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写思想改造日记，自题为《严谴日记》。1957年以后直至1960年摘去“帽子”，他除了和母亲、姐弟还偶有通信，与一切朋友音问俱断。工资已被割得难以养家糊口，1959年之后，为贴补家用，家里的藏书一批一批地卖去，所剩已经无多。这对以学术为生命、以图书为资粮的学者来说，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许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准备作论文。从1962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员，就不再在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政治学习。直到1965年春夏之际，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学校学习。这期间，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14)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15)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1961年和1962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屡见诸报端；1964年初夏，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大批判。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程应镠对当时讨论或批判的历史问题，是有自己想法的。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他很想为《史话》写一篇序，阐述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系统看法。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交出半年之后，这年初冬，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9月，程应镠参加上海师院农村学习访问队，去松江城东公社学习访问，住了40天，参加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会议，主要是成立贫协的会议。访问结束时，学院领导号召写家史，他也参加了两篇家史的讨论，写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车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一期间，他再次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就有十余份。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4月12日写了长达20页的“罪行交代”，约25000余字，三天后，续写“我的交代”，约万言。当月，他被“解放”。5月，参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队”赴横沙岛。连年以来，揪斗关押，惊魂不定，面对横沙岛上的风雨怒涛和雁月夜窗，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16)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镠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这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10月2日，他为默录的诗稿写了一段跋语：
龆龄学诗，至今四十余年。自二十五岁至五十岁，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为红卫兵取去。当时窃惟革命人们可以据此审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颇有与时事有关者，即友朋答赠的篇什，也可见交游。这种东西，本来是应当烧掉的。为了使儿女从这里取得一些教训，则还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这个人自幼读孔孟之书，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润。在洛阳，虽有忧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忧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灭了，却仍然拒绝到工农兵中去。“北去南来”“东行西上”，固实有所指，但也不过是对朱颜失去的怅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写实，仍旧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过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
但跋语强调“读其诗，想见其为人”，“重录了这些东西，不免和它们一同回到了过去的日子”，肯定诗草对了解其人其事的价值。(17)这些诗草与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说、散文、报导、杂感和政论，后来大都收入《流金集·诗文编》。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预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2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18)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事道：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19)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20)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
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同年4月，上海师范学院复校。这年岁末，程应镠改正“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在十年动乱中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作贡献。他有两首诗最能说明这种心境：
忧患余生最自珍，病魔潜袭已兼旬。
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
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
莺花三月江南夜，怀远思亲一怆神。
老去移山志未伸，汝曹宜自惜青春。
传经我爱他山石，报国谁知白首心？
秋入园林思塞马，梦回长夜忆青襟。
登临敢说兴亡事，太息当年苦避秦。(21)
盛夏出院，程应镠继续擘划《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有关事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着手《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准备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浏览家藏的宋人笔记，有关范仲淹的则随笔录下。约10月开始，作范仲淹传记长编，断续花了一年时间。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22)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11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4年初夏，程应镠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还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这年10月，上海师范学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1月，程应镠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是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他与谭其骧、周一良、唐长孺、何兹全、王仲荦、缪越、田余庆、韩国磐、吴泽等同被推为顾问。这年岁末，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面世。这年，为推动海内外宋史学术交流，他还创办了《宋史研究通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会刊，并题写了刊名。1985年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自去年定稿后即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
因“文革”中被揪斗时伤及颈椎，颈椎压迫症引发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这时，他的《司马光新传》已经完稿，唯传主事迹著作编年仅成其半，征引史料也未及复核，遂委托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卧病期间，偶以笔墨书录昔年所作旧诗。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一丝快乐。1994年7月25日，程应镠病逝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