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方法论

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向为当时与后来的学界名家所倾倒，胡适的评价也许最能表明这种仰慕之情：“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博学、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¹⁾陈寅恪自视甚高，声称“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²⁾，这种立意不仅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还表现在治史方法上。直到晚年，他还毅然宣布“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³⁾，著成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并声明这一方法既不同于乾嘉考据的旧规，亦更非马列主义的新说。但他只是把史学方法作为研究工具，从未撰有自述史学方法的专论，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有可能失传于身后，对助手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但黄萱敬谢不敏，其史学方法遂令人有广陵散绝的浩叹。⁽⁴⁾

近年以来，探索陈寅恪史学方法的论著时有所见，有些还出自其受业弟子之手。但即便王永兴这样的亲炙弟子，重读自己阐述乃师治史方法的文章，也会生出不满之感。⁽⁵⁾这正表明：对陈寅恪史学方法的认识，与对陈寅恪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一样，决不是短时期，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既然陈寅恪没有关于治史方法论的系统而明确的夫子自道流传后世，后人的探讨便只能是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也决不可能是唯一的。但借助于众多的阐释，人们或许能比较、鉴别和选择哪些阐释更接近这位史学大师的方法论文本。笔者之所以尝试对陈寅恪史学方法论作出自己的理解，理由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