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诘问与思考
综观20世纪50年代的丁则良史学，在研究课题与价值取向上，无论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77)、近代亚洲史研究，还是来华传教士研究、中朝关系史与苏俄东方学研究，都有着那特定时代的鲜明烙印。对丁则良的史学转轨，不仅大洋彼岸的何炳棣在追忆里不无微词，连此岸的王勉在晚年也有苛评：“后来弃专攻宋史（曾随张荫麟教授）而改攻亚非革命史，不免趋时阿附，亦是一失。”(78)
如何看待这种趋时之学，应该从丁则良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与思想认知诸方面寻找解释。丁则良那代知识分子，即便家境优裕，身历目睹的却是近代以来灾难深重迭遭外侮的强烈刺激，接受的是五四以后的各种新思潮。他们一方面执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传统，一方面满怀着以学用世的书生雄心，在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不断在内心深处进行平衡与调适，其间更是困惑、摇摆与逡巡同在。基于深沉执拗的家国情怀，他们亟盼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搁置五四启蒙中民主与自由的元素，这在丁则良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随着新政权的建政与紧随而来的强势宣传，丁则良与他这代中不少知识人由衷确信：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然成为现实，也足以凭借一己才学大展学术抱负。在这种认知的形成中，超域度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起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这种有偏差的认知又反过来让他们真诚感到必须以自己的学术为当前的政事发出声音。
丁则良这种“为时而著”的学术取向，也有时段上的细微变化。在回国执教清华期间，以《李提摩太》为主打，具有强烈为政治代言的色彩；自院系调整，尤其1954年起，他似也有意纠正过度的偏差，重归学术的轨道。1955年批判胡适的高潮中，他也写过《对胡适疑古论的批判》的应景之作，一方面不免袭用风行一时的诸如“文化买办”“主观唯心论”“反动的历史观”“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等政治套语，另一方面仍力图为自己的政治性批判涂上一层学理性色彩。
但总的说来，丁则良的史学在转轨后显然具有为时政服务的倾向，明确偏离了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主张：大学“是为研究学问，提高文化而来，不是为宣传主义而来；是为提供问题而来，不是为鼓吹结论而来”；“如果某先生一旦不以讲学为重，理性为重，而以宣传为重，趋时为重，则我对其原有之敬爱，转将消失”。(79)
20世纪40年代，丁则良由宋史发轫走上史学之路，一路走到50年代，因时局变化与个人取舍开始向近代亚洲史与苏俄史自觉转轨。如果说他的转轨纯出于主动，周一良则“本着服从需要的精神”改行搞亚洲史(80)，也一度放弃了卓然有成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幸他历经磨难，晚年再拾旧业，成果仍然丰硕。丁则良则因时代之殇而断然自我终结了史学生涯，选择了“过分的缄默”(81)。在这一永久的遗憾中，丁则良史学之路的是非得失也为历史留下了深沉的诘问与思考：诚然，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拿捏呢？
附记：李孝迁、吴同与范荧诸先生在资料上慷慨鼎助，特致鸣谢。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5期）
(1)赵俪生：《记丁则良君遗事》，《桑榆集》，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2)转引自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先生平及著译年表》，《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3)参见拙文《纠结于政学之间的丁则良》，澎湃新闻2017年6月14日《上海书评》。
(4)这篇毕业论文或许仍保存在有关档案中。丁则良后在1947年5月18日与29日《平明日报·史学》上发表《秦桧拒立异姓考》或即此文一部分。针对靖康之变时北宋朝臣拒立张邦昌，而旧史“或论马伸实为主谋”的疑案，他钩考史实，揭明秦桧此时“独冒鼎镬，直捋虎须，有足多者”，为拒立异姓“缴状不止一篇”。他强调“兹文之作，在探求事实真相”，持论公允地指出：“桧之人格，前后不同，要未可以其晚节有亏而置前烈于不论也”，堪称良史之见。
(5)转引自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年表》，《丁则良文集》，第472页。
(6)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8页。
(7)丁则良在1940年8月3日与6日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跋朱希祖〈杨幺事迹考证〉》，认为《杨幺事迹》“史源不一，矛盾之处，有待考证”，直言朱文“无大发明”。他在考证杨幺死事后指出：“吾人研究历史，对于神话性质之故事，务当抉举，考究其可信之程度”；而“富于神话性质如岳飞之功业者，盖棺千年，论断未定，岂可不无慎重？”已见其宋史研究的功力与见识。
(8)王勉：《怀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18页。
(9)丁则良：《王安石日录考》，《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61页。
(10)丁则良：《王安石日录考》，《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46页。
(11)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第1卷第3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页。
(12)同上书，第13—14页。
(13)同上书，第14页。丁则良在1947年1月10日《平明日报·史学》上刊有《读〈宋史〉札记》，其“赵学究”条考证《默记》载赵普初见宋太祖事“其为舛误”，也指出“宋人笔记小说中所载赵学究事多不可信”，其史考与史识俱足称道。
(14)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7页。
(15)同上书，第38、41页。
(16)同上书，第41—42页。
(17)同上书，第18页。但这一撰述终因其治史方向的转换而未见下文。
(18)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44页。
(19)同上书，第45页。
(20)丁则良：《跋〈沈括编年事辑〉》，载1940年5月30日重庆《益世报·史学副刊》第5期；《沈括生卒年考》，载1947年5月21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29期；《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载1948年3月6日《申报·文史周刊》第13期。
(21)丁则良：《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70页。
(22)同上书，第70—71页。
(23)同上书，第71页。
(24)《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工作总结》（1951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3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5)丁则良：《宋代土地问题》，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98页。
(26)同上书，第100页。
(27)《清华大学历史系工作总结》（1951年1月15日），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第29页。丁则良1951年1月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与《进步日报》刊出《介绍一部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文稿——〈素堂遗集〉》，也显然与这一规划有关。
(28)丁则良：《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93—94页。他关注旁户，显然与前揭“宋代土地问题”中的思考密切相关，但“另文讨论”也因其治学领域的转移而未能兑现。
(29)丁则良：《历史与史学》，《自由论坛》1944年第2卷第6期。引文括注中的订正为笔者所加。
(30)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并介绍抗战以后四种国史新著》，《大国民报》第7期，1943年4月21日。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77—380页。
(31)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2)丁则良：《近代化与现代化》，原载1943年10月10日昆明《生活导报》第44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91页。
(33)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原载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400—401页。
(34)丁则良：《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当代评论》1943年第4卷第3期。
(35)丁则良：《近代化与现代化》，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92页。
(36)丁则良：《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98—399页。
(37)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29—430页。
(38)丁则民：《忆二哥——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30页。
(39)王勉：《怀则良》，《丁则良文集》，第418—419页。
(40)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3页。
(41)分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2期与第2卷第2期。《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刊于《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2期，该期封面标明出版于1951年2月，则撰写当在1950年底或1951年初，其主体内容后来写入单行本《李提摩太》。
(42)分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3月30日与8月17日。
(43)周一良其时正在写作《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1951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与丁则良的《李提摩太》同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
(44)见1951年4月24日、25日《人民日报》。
(45)丁则良：《李提摩太》，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119—120页。
(46)丁则良：《李提摩太》，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118、120页。
(47)同上书，第121页。
(48)同上书，第127页。
(49)同上书，第128页。
(50)同上书，第134、140页。
(51)丁则良：《李提摩太》，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152页及注。
(52)同上书，第159页。
(53)同上书，第161页。
(54)同上书，第162页。
(55)丁则良：《李提摩太》，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163页。
(56)同上书，第119页。
(57)同上书，第134页注。
(58)同上书，第143页注。
(59)丁则良：《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164页。
(60)同上书，第167、171页。
(61)同上书，第171页。
(6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63)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3页。
(64)周一良：《学术自述》，《周一良全集》第一编《中国史》第2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335页。
(65)丁则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原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了单行本），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84页。
(66)胡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6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8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294页。
(68)丁则良：《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原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45页。
(69)丁则良：《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48页。
(70)丁则良：《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兼论章氏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看法》，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22页。
(71)丁则良：《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221—222页。
(72)丁则良：《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09页。
(73)丁则良：《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海与中国》，《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30页。
(74)丁则良：《评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原载《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参见《丁则良文集》，第356页。
(75)丁则良：《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苏联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的介绍》，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37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57页。
(76)周一良：《未刊丁则良文集序》，《郊叟曝言》，第13页。
(77)新中国建政不久，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国史学会为此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关于义和团运动，丁则良写有《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1951年）、《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华学澜的〈庚子日记〉》（1952年）与《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1954年）等论文，另外还在1955年组织本系教师前往辽宁省图书馆调查抄录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刊于《史学集刊》1956年第1期），也都是呼应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主潮的。
(78)王勉：《读同龄人书后》，《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
(79)丁则良：《关于教师思想的问题》，《今日评论》1940年第3卷第23期，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73页。
(80)周一良：《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周一良全集》第四编《自传与杂记》第7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周一良著有《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1905年俄国革命与东亚各国》，见《光明日报》1955年1月24日。
(81)丁则良：《缄默的尊严》，昆明《生活导报》第34期，1943年7月18日，转引自《丁则良文集》，第384页。其结局参见拙文《英年早逝的史家丁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