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大变局后：“立身处世，各走极端”
当天翻地覆的历史变局尘埃落定以后，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对新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等等，二陈都绝无例外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两人的取向真可以用“君向潇湘我向秦”那句唐诗来设譬形容。
对马列主义，陈垣一再慨叹：“闻道太晚了。但，虽是晚了，只要自己努力，还来得及！”他的励耘书屋增添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因视力不好，他还让助手把重要著作抄成大字本供他阅读。据那封公开信，他闻道似乎很快，解放军入城以后的三个月间，他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读了《论联合政府》，“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读了《毛泽东选集》，“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46)。一年以后，他为人题词：“语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孔孟，古圣；马列，今圣也。生今之世，宜先读马列主义之书。”(47)他在给子弟的家信中也有类似告诫，后人没有必要怀疑陈垣的真诚程度。
陈寅恪却截然不同。他虽在德国留学时就阅读过《资本论》，接触马克思主义比陈垣早了近40年。但是，他出于对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一贯追求，对新政权把马列主义定于一尊，他是毫不犹豫地明确反对的。1951年，其《文章》应即有感于此：“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48)陈寅恪嘲笑“颂圣”之举，虽然未必就是针对陈垣颂马列为今圣，但却标示出二陈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区别。
两年以后，在中国科学院礼请他北上出长历史二所时，陈寅恪不合时宜地提出了先决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他的用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49)。陈寅恪自南来以后，其魂梦始终萦绕着京华，而仅视广州为寄寓之地，这有诗为证：“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滞五羊”(50)。他愿意重返北京，甚至要求助手黄萱也作好随同北上的准备。但政府既然不可能容忍他的先决条件，他便断然拒绝北上，并以诗明志：“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51)，不就你的所长之职，就能保持我思想的自由。他决不会拿思想和精神做交易，来圆他的北归之梦。(52)他托言多病畏寒，向主事者推荐陈垣自代。陈寅恪对陈垣近年来的言行也许不以为然，但对他的学术还是肯定的。不过，这是1949年以后陈寅恪对陈垣学术仅见的一次肯定。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民众对领袖毛泽东自发形成了崇拜之情。1951年，陈垣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教师们要努力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发言后，毛泽东特意走到陈垣席位前称赞他的发言“认识深刻”，他则谦逊地表示“闻道太晚了，要努力赶上”。在结束宴会上，毛泽东再次与陈垣同席，礼贤下士地向人介绍他“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53)。也许出于知遇之恩，在民众热情讴歌领袖的同时，陈垣也将毛泽东视为圣人。1952年，文字学家杨树达致函陈垣，表示要师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陈垣即复函道：“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54)杨树达所说的法高邮，显然仅指自己的专业研究，陈垣却郑重地建议他师法毛泽东，或许希望他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文字学研究。杨树达虽说也以毛泽东为伟人，但对陈垣的建议却缄口不答，而将陈垣来函内容转告给陈寅恪。陈垣对建议的提出仍是真诚而慎重的。就在致函杨树达以后不久，他给另一友人去信也述及此事：“遇夫（杨树达字）生当今之世，近圣人之居，当法韶山，不应以高邮自限。遇夫未复我也。足下也生近圣人之居，不当仍守曩昔旧习。”(55)由此可见陈垣以圣人仰视领袖，一有机会就力劝友朋学习毛泽东，确是由衷之举、肺腑之言。
相比之下，陈寅恪对大人物素持平视的自由心态。他也曾受到过蒋介石的礼遇，因“深觉其人不足有为”，就写下了“看花愁近最高楼”的诗句。虽然不能说其诗“吃菜共归新教主”就是影射，但陈寅恪对毛泽东肯定不会将其视为圣人，闻知此事便大不以为然，致函杨树达说：“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耘主人未之知耳，一笑。”(56)陈寅恪显然认为陈垣迹近阿谀，终于忍不住向杨遇夫幽上一默：他把你当作了汉高祖的老乡、光武帝的近邻，盛情可感啊！但我出生的旧居也地近圣人之居，可惜他不知道。但典雅的调侃掩盖不住陈寅恪对老友的深深失望。姑且不论二陈见解的是与非，他们在心态上对领袖人物的自由独立度还是区别明显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共产党政权和自由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新政权必须借助于思想改造运动，使自由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投身于新政权。在思想改造运动大潮的冲击下，几乎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三岔口前依着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作出了无可回避的选择：衷心投身、洗心认同或违心顺从。陈垣自觉地选择了脱胎换骨之路。早在致胡适的公开信里，他就表态：“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此时，全国范围内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没有开始。1950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57)
陈垣在实际行动上也表现出这种幡然醒悟的真诚感。1951年夏季，他以71高龄自愿远赴西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自称其动机“是要从实践中改造思想”。土改归来不久，京津高校教师开始了有组织的学习改造运动，陈垣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把刚解放时自己的学习说成一年级，而把这次学习改造比为三年级，自谦道：“实际也只能上三年级，因为我们受旧社会旧思想的影响很深，条件上受了限制；虽然有些进步，还不能达到应有的标准。”(58)他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如果这次学习，我们还不重视，还不主动要求进步，还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怎么对得起毛主席！”(59)正是这次发言赢得了“认识深刻”的肯定。次年，他的《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范文在《大公报》上发表，也赢来了一片“颇深刻”的赞许声。陈垣以其彻底抛弃旧我、自觉追悔原罪的出色表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为名闻一时的带头羊。(60)
面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陈寅恪显然不属于三叉路口的任何一类知识分子，他依旧傲然保持着自己所崇尚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对迫使知识分子放弃自我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从一开始就是反感和抵制的。他在1952年写成的好几首诗都明确传达了他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批判态度。《男旦》讽刺整个思想改造运动犹如改男造女，喟叹最先丧失自我取悦当政的，竟是知识分子：“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吕步舒》对思想改造运动中弟子为了自售而不惜背逆师说攻讦师长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至于《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即便并非针对陈垣而作，也显然是将其归入同一类型而嘲讽在内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陈寅恪在深为他们感到可笑复可怜的同时，也在《咏黄藤手杖》中借物明志道：“摩挲劲节间，烦忧为一扫。擿埴便冥行，幸免一面倒。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倚一枝藤，茫茫任苍昊。”他决心保持独立的人格，既不一面倒，更不蒜头捣，志节不改，特立独行。最后两句诗表明他已为自己的这种抉择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61)
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其中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最使知识分子心惊胆战。陈寅恪尽管双目失明，却早在反右运动之前，就洞若观火地在《丁酉五日客广州作》中看出整风运动不过是一场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好扮艾人牵傀儡，苦教蒲剑断锒铛。”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两个月后，政府宣布粉碎了“右派”的进攻，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纷纷坠落在陷马坑中。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还是过分执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还是过于轻信所谓言者无罪的约言。在陈寅恪的眼里，自由知识分子这次用血泪谱成了一曲新《长恨歌》，他在《丁酉七夕》里把杨贵妃与唐明皇的旧事翻新，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表达了复杂的感喟：“低垂粉颈言难尽，右袒香肩梦未成。原与汉皇聊戏约，那堪唐殿便要盟。”(62)自由知识分子所坚持的信念虽然还星散地秘藏在个别幸存者的心坟中，但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阶层，却已被1957年的这场劫难最终地彻底地埋葬了。
那么，陈垣对这场运动持什么态度呢？1957年4月，在整风开始不久，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依旧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而不主张知识分子群起向执政党和新政权上言进谏。后人已无法推断陈垣为自己确定这一基本态度的内在动机，在运动中他也确实没有忘乎所以地向党进言。然而，他毕竟来自自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其他人的进言在其内心深处还是发生了共鸣。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开始时，在大风大浪的面前，我一时看不出某些右派分子的阴险面貌，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也估计不足，对某些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在向所谓“右派”开展全面反击以后，陈垣一反常态地缄口沉默了四个月，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报刊上发表过配合运动的时文。这场摧毁自由知识分子灵与肉的运动，不能不引起他内心的震颤和思考。(63)然而，在长考以后，他终于割断了温情主义，公开批评右派分子们：“他们不甘心自己所附依的阶级的死亡，他们否定新社会的成绩，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学习苏联，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陈垣是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应景之作中作此表态的，表明他仍然回到了与执政党一致的立场上。究竟是陈垣再次放弃自我，还是当政有意利用国宝，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才导致这一表态的，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倘若把他与陈寅恪稍作比较，即可发现：在经历了反右大关节后，陈垣还是未能达到陈寅恪“不采萍花即自由”的境界，究竟是什么东西诱迫他出来表态的，是勘不破的名位，还是耐不住的寂寞？(64)
陈垣在1957年的门槛前澌灭了仅有的一丝温情主义，与他在不久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统一性。这种人生逻辑的统一性在陈垣身上自1949年后倒是一以贯之的。听到刘仙洲入党的消息，他就兴奋地认定：“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方向”；并自陈心曲道：“有些人并不是和党见外，只是和党没有机会接触。”1959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据称，他热泪盈眶地说：“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却是年八十而知七十九年之非。”他旋即在党报刊文，庆幸党使他“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在新政权建立十周年前夕，陈垣高龄入党，借用当年流行语来说，共产党和陈援庵都放了一颗卫星，大陆史坛誉之为“八十争先树赤帜”(65)。
对陈垣争取入党与终于入党，南陈在诗里表达了自己的关注和态度。其一见之于《南海世丈百岁生日》：“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前句下注：“指新会某世交也”，显指陈垣；后句下注：“借用李文饶《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非吾子孙’之意”，讥贬不稍假借，指责陈垣已失立身根本。其二见之于《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句云“天上素娥原有党”，有史家诠释今典道：“以志老友陈垣入党之感。原有党者，乃隐指陈垣曾是曹锟时代的议员。”倘若此说不误，陈寅恪对陈垣入党的鄙夷之感已无以复加了。(66)
1949年以后，二陈未见有直接的往还，音问也明显疏远，《陈垣来往书信集》中19通来往书信竟没有一通是剧变以后的。有迹象表明两人的学术交往也从此中断，迄今未发现二陈在1949年以后互赠论著的史料记载。1954年，陈寅恪完成了《论再生缘》，自费油印若干册分送弟子和友好，陈垣竟未获赠。陈垣获得此书已迟在1959年，乃是汪宗衍在香港购得据油印本翻制的盗版本寄赠的。陈垣即复函道：“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一部，更感谢不尽。”可见陈垣从未得到陈寅恪的赠书，但倘按学术水平和二陈旧交而言，陈寅恪的油印本即便再少，也应寄送一册的。陈寅恪之所以断绝与陈垣的学术往来，并非着眼于学术，显然关涉到人品。既然陈寅恪一旦认定得意弟子周一良“曲学阿世”，在编定文集时断然删除有关回忆昔日与周氏讨论之文，那么，他不向陈垣寄赠自己的著作，也是不难得到解释的。(67)
二陈的私谊彻底终结了。所幸岭南女学者冼玉清既与陈寅恪时有往还，又与陈垣有着较密切的通信联系。她有一信对陈垣说：“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前旬因登漱珠冈探梅，往返步行约十里。陈夫人谓渠数年无此豪兴，附唱和诗可知也。”也许在1949年以后，冼玉清成为二陈偶尔闻知对方消息的唯一直接的通道。二陈虽然仍在关注着对方，但已绝不可能改变相互之间的看法。中国古语说“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在1949年的大变局以后，对立身处世的许多大问题，二陈见解明显悖离对立，道既不同，友情也就失去了赖以延续的基础。(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