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托命：“续命河汾梦亦休”
陈寅恪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然而，他不是以纯粹意义上的思想文化论著，而是以学术范式所包含的信仰价值观以及以生命对这种信仰价值观的信守履践来确立自己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独特形象的。
1．陈寅恪的文化观与反传统思潮的激荡
由于家学渊源，陈寅恪自幼年即奠立了旧学的根基，传统文化已融入其生命，欧风美雨的侵袭，时局世风的剧变，都不能摇撼他对文化传统的信仰。由于自少年时代起就多次负笈东瀛与西洋，他对外来文化既不排斥，也不崇拜，始终抱着一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宽宏胸怀。由于家风的影响，在传统与变革、中西体用、新旧因果等时代课题面前，陈寅恪继承的是稳健而开明的基调，对他一再强调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16)，即应作如是活参。然而，他所处的毕竟已非咸丰、同治之世，因而他的思想比起曾国藩、张之洞来，明显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成分(17)。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陈寅恪文化观的基石和出发点。
陈寅恪的文化观经他的知己吴宓概括为中国文化本位论，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来表述，即“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8)。这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观，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本位，不必互斥而应共存，中国本位文化可以也应该接受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不能取代中国本位文化。在陈寅恪的文化观里，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中西、新旧、体用、因果等两难课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列文森（J.Levenson）在一个著名论题里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在感情方面却依恋中国的旧传统，于是就有了理性价值和情感传统的冲突撞击和两难选择。但陈寅恪却是例外，在他的文化观里决不存在着这类冲突。
然而，陈寅恪及其文化观毕竟不是自外于他身处的时代与经历的动荡。倘若把陈寅恪及其信守的文化观比作一棵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伟岸之树，那么，20世纪的反传统思潮与历史大变局仿佛是飞沙走石的肆虐之风，于是便出现了大树向狂风抗争的悲壮场景。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在思想文化的分野里是科学主义、外来价值、进步主义、物本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势如破竹、凯歌行进的历史。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出的口号之一，它对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物质文明的进步厥功甚伟。然而，对科学的推崇很快衍化为唯科学主义思潮，席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同派翼，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色人等。“科学主义与传统是敌对的”(19)。它把古老的伦理道德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作为批判的对象，导致“传统中国的埋葬”(20)。
几乎所有科学主义的拥护者都是以外来文化的价值设定来重新估价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尽管在这种审视中自由主义派的胡适和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似乎显得冰炭不能同炉。科学主义的盛行在社会政治领域伴随着进步主义，在社会生活领域则怂恿着物本文化。所有这些在思想文化层面汇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洪流，冲刷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最后堤防，也导致旧传统拥护者的转向和流失。
1923年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实际上是科学主义和传统文化、外来价值与本位文化激烈冲撞的必然结果。对这场论战，陈寅恪没有正面评述，但通过戏赠《科学与玄学》主编罗家伦的对联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21)中西文化之争与科学玄学之争的论题，在陈寅恪的文化观里是早就解决的问题，他对全盘西化论和唯科学主义微有嘲讽，以为是“不通家法”，“语无伦次”。
2．陈寅恪文化悲剧的象征意义
倘若对陈寅恪信守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仅仅停留在思想文化的层面，陈寅恪也许会像对待科玄论战那样坚执自己的信念而心如古井。然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是与动荡的时代变局以及他坎坷苍凉的人生历程纠葛同步的，这就造成了两个互有联系的论题：其一，陈寅恪个人的文化悲剧；其二，这一悲剧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
陈寅恪在世的八十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从社会形态到政治制度的空前未有的大变局：甲午战败、戊戌维新、百日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国共政权更迭、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有诗人气质的、挚爱自己祖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史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内乱外侮和时局变动，不能不唤起他刻骨铭心的历史沧桑感。连祖、父辈的戊戌旧事都令他“便忆贞元满泪痕”(22)，遑论他亲历的那些劫难了。
陈寅恪是以自己的生命去感受体认这一连串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巨劫奇变的：“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23)
陈寅恪中年盲目，晚年膑足：个人身世极为不幸。他在抗战期间，脱险香港，流亡昆明；反“右”以后，屡受批判，诬及学术；“文革”之中，备受折磨，侮及人格：人生遭际也历经劫难。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作为文化巨人陈寅恪的悲观主义色彩，然而却不应过分强调这种悲观主义的个人因素。“千秋心事废残身”，“百年世局不须论”(24)。陈寅恪正是以自己一生的苦难的历程去体认百年世局和千秋心事的。他关怀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悲辛和一己家世的盛衰，而是把这些融汇进了历史大变局中去把握的。他亲身感受到百年变局下他信守的文化传统的销蚀沦丧，这才是他的千秋心事和痛苦根源！
在哀挽王国维时，陈寅恪指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程度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也是陈寅恪的内心独白。他是王国维唯一的真知己，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化价值上。他不止一次地为王国维之死辩诬，认为“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25)，即一种文化价值。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以自己的生命去体认、拥抱和凸显这一文化苦难的文化巨人并不多见，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与王国维的气质、命运最为相似。
但陈寅恪经历的文化变局更漫长而剧烈，而且他拒绝选择以一死“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的王国维式的道路，而是履践“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素志，自觉地以学术担当文化托命，呵护业已花果飘零的传统文化的根枝。因而陈寅恪承受的文化苦难比起王国维来更为深痛，他犹如护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耶稣，无惧无悔地背上了向来者昭示希望的十字架，而把自身行将经历的苦难置之度外。正因如此，陈寅恪那里，个人的人格、生命、学术、文章，与民族、文化、历史、现实，都已彻底打通，血肉相连了。于是，陈寅恪连同他的文化悲剧，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典型的文化意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3．超越政治与时代的文化关怀
陈寅恪1949年以后的所谓晚年心境，成为众说纷纭的论题。由于两岸对立，研究者多从政治立场着眼，索解陈寅恪对国共的政治态度。余英时先生虽也认为寅恪是“广义的文化遗民”，却又强调他“追悔当年没有及时浮海远行”(26)，将他诠证为台湾国民党的拥护者。与此相反，大陆的反对者认为：“在对新政权接触日多、了解日深之后，他就更会在政治上认同”(27)，把陈寅恪说成大陆政权的拥护者。两者都错读了陈寅恪。
在1949年以后的诗文中，陈寅恪确以古典新义的方式，隐晦地传达了自己的犹疑与不满，例如“吃菜共归新教主”，“宗朱颂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文章唯是颂陶唐”，等等(28)。但是，更激烈的抨击也出现在1949年以前针对国民党政权的旧诗里：“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29)令人注目的是，他对自己先后生活的国、共治下，都发出过“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的唏嘘感慨。(30)这倒表明了陈寅恪对国、共政权都是持不同见解者，都不认同和靠拢。这种不同见解，虽也关系时局与政见，但着眼点与落脚点却关乎他所呵护的文化价值。陈寅恪不是政治中人，他自称“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31)。因而他对国、共治下的针砭，从根本上说是文化价值上的拒绝认同。
1949年以后，他留居大陆，也并不存在着他对国共政权个人的向背好恶，其最深刻的原因也由其自己淡淡一语道出：“何必去父母之邦？”(32)父母之邦，是中国本位文化植根所在的土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任何政治或政权色彩限定词的祖国，这是陈寅恪留居大陆的唯一真实的理由。比起“晚年心境”论战双方都没能彻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囿来，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命运的终极关怀，早已逸出了政治的范畴与政权的局限。这才是这一文化巨人最博大的胸怀。
正是出于这一博大胸怀，陈寅恪肩负起文化托命，以自己的学术、理念和生命去照拂、呵护被时代变局日渐摧残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孑遗。他照护的文化价值是传统的，然而采取的思想方法却是现代的，是即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揭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点既是他精神、人格的构成基石，也体现出他的文化价值所蕴涵的现代理性精神。为此，他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覆》中一再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他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向最高当局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不论后人如何评说这一不合“时宜”之举，在陈寅恪看来，此举本身就体现了他倡导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和精神，“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既不“侮食自矝”，也不“曲学阿世”，(33)执着无悔地从事民族文化史的学术研究，以弘扬中国本位文化。他对现实政治没有参与欲，但在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存亡继绝上却怀着强烈的参与感。论陈端生，传柳如是，其深意正如他的挚友吴宓所指出的：“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而陈寅恪也自揭晚年红妆二颂的微言大义在于“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34)
对于史学大师和文化巨人的陈寅恪说来，“生活在过去之中”，可以说是他那种参与感的最擅长和最强烈的形式，因为“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35)。“失明膑足，尚未聋哑”的陈寅恪，在文化传统式微失落的大转折时期，“痛哭古人，留赠来者”(36)，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关怀，不仅超越了政治的限囿，也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陈寅恪指出：“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37)他所身处的时代亦复如此，而更甚焉。五四以来，包括1949年以后，由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强制整合作用，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规模庞大而有意识地来改变历史所给的东西”(38)。陈寅恪不能也不愿自外于这一深刻的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他不会在外部有形无形的压力下抛弃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他一方面以文化托命人的自觉去开拓学术区宇，冀转移一时风气；一方面以文化殉道者的精神去迎受新旧文化在百年变局中风驰电掣般的撞击。于是，陈寅恪的文化悲剧本身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传统文化遭际命运的一种象征。
陈寅恪在评论王国维时指出：“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39)这几乎也可以视为陈寅恪的文化遗嘱：千万不要只称道其学，而不解其平生志事。陈寅恪生前，与其同时间地域的人未能晓喻其平生志事，但岂能永没而不彰？
陈寅恪晚年诗曰：“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梦亦休！”(40)他这里说的所招之魂和欲续之命，显然指他终生依恋信守的文化传统。陈寅恪自喻其存亡继绝之心犹如楚国大夫屈原，但他深知像他这样以九死未悔之心去挚爱传统、延续其命脉的人，在他的身后毕竟不会有了。历史业已证明：在中国大陆，陈寅恪是固守传统文化使其价值不致堕落的最后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