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子的多重面相
1915年，丁则良出生于北京，父亲丁震时任市府文秘。丁家是福州闽侯的书香世家。祖父丁芸为光绪举人，做过儒学训导，著有《有可观斋遗诗》等十余种，一生致力搜求乡邦文献。其父丁震也在光绪晚期中举，与陈衍、郑孝胥、黄濬等八闽名流广有往还。丁震曾任职礼部，1909年到过日本；清末新政撤销礼部，他改任顺天高等学堂学监；辛亥革命后，做过北洋政府陆海军会计审查处科长，1920年获得过民国总统颁发的四等文瑰勋章。
丁则良少时一度随父归里，学完了小学课程，在家兼习古文、书法与绘画，父亲还为他与乃兄另聘英语家教，使其上中学前已具英语基础。1925年仲冬，丁震与表亲黄濬等十余人同游鼓山，镌石留念，自书落款时特书“丁则良同游”，足见期盼与爱怜。自初中后，他一直居留北京，读完了高中。家学与天资让他成为“学霸”，1933年，同时为北大与清华的历史系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园。
当年清华园名家云集，丁则良很快赢得他们的青睐。大二那年，数学家杨武之请史学家雷海宗物色一名学生，专为爱子开文史小灶。丁则良获荐，家教持续了当年的暑期与次年半个暑假。那位杨府公子便是后来诺奖得主杨振宁，他曾追忆说：
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这对于我这个人的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1)
在学术上，丁则良也颇活跃。1937年，他在《清华月刊》发表了译文《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交通》。与此同时，他向校外史家也多有请益。1936年，他为顾颉刚主编的《禹贡》英译了杨哈斯班的《帕米尔游记》。次年5月3日，丁则良造访顾颉刚，后者“为写冯承钧及煨莲信”(2)，应是为他向冯承钧与洪业写引荐函。
然而，丁则良也是读书不忘救国的热血青年，入学不久便加入“学生救国会”。1935年12月，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一二·九与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冲进城门，与军警英勇搏斗过。据当年清华园党支部书记赵德尊回忆，“一二·九”前夕，“有不少个外围（如‘左联’、‘社联’等）成员条件成熟可以转党的，其中就有丁（则良）”(3)。次年1月，已是地下党员的丁则良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队，同行中颇有人后来声名藉藉，包括蒋南翔、于光远、王汝梅（黄华）、韦君宜、杨述（后为韦君宜丈夫）、雷骏随（李昌）、吴承明、黄秋耘、赵德尊与黄刊（王永兴）等。据王永兴回忆：
我们相识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南下宣传队里。在高碑店，则良站在一个土坡上，向周围几十个人宣讲抗日救国。……那天夜里，我们睡在高碑店小学的教室里。突然，一大批军警包围了教室，撞开屋门，高声吼叫要我们立刻走出来，押解回北平。则良第一个站出来和军警讲理，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无罪。(4)
宣传队最终被押回清华。2月29日深夜，军警突袭清华，搜捕爱国学生，多亏系主任刘崇
预知风声，丁则良受邀躲入其家，随后远遁洛阳伯父家避难，才逃过一劫。他曾于1937年自述前两年的学运经历：
笔者身为学生之一，热情激动时也曾参加多次的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当时身受辱打，对当局由漠视而仇视；在去年三月三十一日为北平高中同学郭清君举行抬棺游行时，一种爱群的心理和愤怒的情绪萦成一片，不禁流下哭母以后最伤心的眼泪。(5)
《丁则良文集》所附《生平及著译简表》说他1936年“休学约半年”，应即4月以后。友人王勉晚年揭秘其隐秘履历说：“正要进入最后一学年时，他突然休学，莫知去向。在三校南迁时，他才复学。他是由地下关系进入国民党的一个宪兵队，当一名文书。初时没有引起注意，有次宪兵拘留一名白俄流浪汉，他竟操英语代行讯问，使宪兵团人大惊失色。但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这可称传奇式的一次经历。”(6)他之突然休学，原是奉党之命打入宪兵队。
但王勉说他三校南迁时才复学，似乎不确。据赵德尊回忆，丁则良“进入组织因政见不合又退出来了”(7)。既然奉命休学，退党便不可能在此期间。据王永兴1956年回忆，1936年下半年，丁则良与他又在清华同学了：
（1936年秋）北平学生运动有些低落，我主张学生运动应该正常化，不要越出学生的日常读书生活的范围，要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情绪，不要举行罢课、罢考。党批评了我的意见里的错误部分，但我没有接受党的批评。在具体工作里，我常常和党的领导人争吵，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人争吵。当时和我有同样情形的还有徐高阮、丁则良、李宗瀛。(8)
这年10月，丁则良与徐高阮、王永兴、李宗瀛四人合作，请顾颉刚题写刊名，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学生与国家》，但出到第五期即因经费告罄而停刊。据黄秋耘说，当时清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内“骨干分子分裂成为元老派与少壮派两派”，徐芸书（徐高阮）即所谓“元老派”领袖人物。西安事变发生，丁则良与王永兴、徐高阮一起坚决主张释放蒋介石，徐高阮还在《学生与国家》上发表了《论无条件统一》，强调统一战线应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以清华学生工作委员会书记蒋南翔为首的少壮派与徐高阮等开展了斗争。据前引王永兴回忆，1937年春天，中共中央希望徐高阮到陕北去，如他不能去，丁则良、李宗瀛与王永兴“几个人里去一个也可以”，但不仅徐高阮、王永兴明确拒绝，丁则良、李宗瀛也未见成行。黄秋耘说，“后来元老派中的不少人都自动离开了党，或者被开除了党籍，虽然他们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一批党员”(9)，他未明言是哪些人，但王永兴是就此脱党的。丁则良虽非元老派代表，对学生运动与统一战线的站队却不言自明。正如他们的共同友人程应镠所说，一二·九运动时，“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一二·九运动后期，学生中有了不同意见。人们往往把这种意见的不同，看作是左右之分异”，人以群分，丁则良“当然也被左的看成右的”(10)，他因对学运的意见相左而退党也应在其时，并与徐、王出于同一原因。
或许就在退党前后，丁则良以郑蘧朋的笔名发表了《学生运动的前途》，文末自署“三月十二日于清华”，足见其时他已复学，也印证了王勉说三校南迁时他才复学应是记误。
在那篇文章里，丁则良首先指出：“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学生运动是不存在的！国家大事等着学生们抛弃课本，冲出课堂，作些热烈的表现和要求，形成一种运动，这个国家的命运的悲惨，不问可知。”同时认为：“学生运动，本在爱国，一年变迁，亦有进步，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接着尖锐批评“目前学生运动之接受左倾的领导或影响，似颇明显”，除去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示威，“始终都是由左倾青年包办的行动”，存在着“感情超越理智”、“浅薄胜过精深”等偏差，而“学生运动的宗派主义是要不得的”。他由衷忧虑“今天的左派青年如果主张继续阶级斗争，推翻政府，固属为敌人造机会”，明确呼吁学运应“纳入正轨”，即“爱护政府，爱护领袖，当始终以中华民国之国运为前提”；在他看来，“人民苟能一致拥护政府，完成对外第一主义之实现，则国家又何致有灭亡之虞？”(11)这些见解与徐高阮的中国应“无条件统一”论如出一辙，折射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学运内部的思想冲突。
据王勉说，丁则良与徐高阮“都成绩优异，在清华园有相当知名度。他们抱有相同的理想追求，可是却又略带有异端的色彩：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于历史的大潮流之外，或者被称为是‘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一本苏联小说名）’。”20世纪末，王勉认为，丁则良此文“过早地进行自我反省的尝试，即使对于历史具有敏锐的感知，但在当时大形势下是不会被容允的”(12)。岂但当时不容许，直至198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一二九运动史要》仍将徐高阮、王永兴等对学运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右倾投降主义者”(13)。
然而，据何炳棣转述清华级友赵石的回忆，丁则良“在清华、联大时期，就已经加入又退出过中国共产党”(14)。丁则良在清华退党已无疑问，但联大与清华属不同时期，赵石1937年底已离开清华，前赴抗日战场，也从未进过西南联大，则其所说丁则良退党，究竟一次还是两次已难确证，唯有赖于其个人档案的全面公布。
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外部大形势下，国内政治力量尚未达成一致对外的共识。热心政治的丁则良卷入其中，在方向的抉择上不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对其退党，何炳棣不胜感慨：“我自始即知丁则良是富于感情的人，可是从未了解他是感情如此易趋极端的人。”不过，仅以感情“易趋极端”作盖棺之论似乎仍未中肯綮。丁则良在1940年说的一番话，也许才是其“不合即去”的政治洁癖一再复发的深层原因，五四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熏陶毕竟深入其骨髓：
青年的政治思想不应交给什么人去负责。至于学生的政治主张，则不必存心代为决定。同时，学生对于政治上的各种思想，应该不变其学习的本色，多加思考，勤求知识，慎下判断。但如经过缜密思虑，多方探计而得的主张，则又不应顾及其结论与他的师长有无不合。(15)
后人尽可以批评丁则良在政党去留上的书生气天真得可以，一有政治主张的某些不同就决然退党，试图保持那份“思想的独立”，殊不知革命政党需要的是钢铁一样的统一意志，否则何以夺取天下呢？
但在新政权下，退党经历却成为丁则良抹不去的“历史污点”。据赵俪生回忆，1953年夏，他一见到刚经历思想改造的丁则良，便执手叙谊：“我们不仅是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呀！”对方却低下头，压低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16)不难推断，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这场“洗澡”中，丁则良必定有所交代，才在老战友前有“走了弯路”的“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