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译介行为的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学、商界对中国文化如何成功“走出去”给予了热切关注。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2009年“两会”期间对如何继续向外推广中国文化的热点探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9年习近平主席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成立70周年的贺信,都促使各行各业重新思考“走出去”战略。2011年“两会”期间,“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简称“民进中央”)也把文化“走出去”作为重点调研专题,副主席朱永新于同年1月26日就“推进文化‘走出去’战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跟广大网友现场互动,内容涉及解读“走出去”战略、目前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国内的文化建设等方面(人民网,2011)。2011年3月5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7位政协委员就公共外交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委员们认为,为了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必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不是强迫外国人去接受,更不是用中国文化去取代外国文化,而是让不同文化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但是中国对外文化介绍的速度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原因之一是从事中译外的队伍还不够强大(熊争艳、任沁沁,2011)。这次记者会的官方表述明确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衷是“说明中国”,而没有使用之前一直强调的“对外宣传”的说法,其目的不是让外国单方面去“接受”中国,而是希望中外双方能够“互相了解”,并认识到“翻译”环节在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认为其会直接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

“向世界说明中国”在这几年里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方针,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后文简称“外文局”或“中国外文局”)2019年庆祝建局70周年之际,也把其作为宣传口号。从“外宣”到“走出去”,又从“对外传播”再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公共外交”,这种在今天看似简单的思维转变,实则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