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小结
《中国文学》在创刊初期以中间读者为译介对象,即懂英语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汉学家和文艺爱好者,向他们介绍我国的革命和斗争,以取得他们的了解和同情。外国专家翻译的中国古典作品和鲁迅的作品颇符合海外读者的期待规范。亚非拉国家由于处于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同我国意识形态相近,因而他们的读者比较容易接受我国的文学作品。欧美汉学家由于缺少了解新中国的渠道,把刊物译介的作品当作社会历史文本,通过研究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他们往往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学持批判态度。《中国文学》的对外发行主要依靠左派进步书店,受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影响,对外发行有时会被迫中断。为了打开新中国的外宣局面,即使刊物往往收不到书款,在大量铺货方面也在所不惜。
“文化大革命”期间,刊物以左派读者为主,否定了中间读者的提法。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我国意识形态分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刊物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普通读者中的左派读者对刊物译介的革命思想表示支持和赞赏,这说明刊物译介的作品符合他们的期待规范。知识分子读者和欧美汉学家更关注鲁迅的作品,对“文革文学”并不感兴趣。《中国文学》的“死译”“硬译”的翻译风格并不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规范。刊物的发行只能依靠少数左派书店,驻外机构被撤销,对外译介的渠道几乎中断。
进入新时期后,刊物不再以中间读者和左派读者为主,而是转向一切国外读者,尤其是国外知识分子和汉学家。由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定价的调整,刊物发行量并不稳定,时升时降。《中国文学》改刊后,重新吸引了一度对刊物失望的欧美知识分子读者和汉学家读者,他们着重把刊物译介的作品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对新时期文学及其解释性翻译有褒有贬,译介内容和译语语言都部分地符合读者的期待规范。虽然译介渠道面向一切友好书店,但主要还是依靠左派书店,同时不排斥与资商合作。8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重心转向“熊猫丛书”,《中国文学》的译介渠道并不畅通,全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持。
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增出中文版,英文版增加了《中英对照》栏目,2000年英文版全面改版为双语刊物,译介对象从国外英语读者转向国内读者和双语读者。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外读者大幅减少,发行量也锐减。改刊后,刊物译介的内容篇幅缩小,不符合译语国家读者的期待规范和翻译规范,读者对作品及其非文学性翻译表示不满。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国家虽然开发了欧美的多个发行网点,但是发行渠道依然不畅。由于国家削减财政经费,造成外文局书刊的发行经费严重不足。《中国文学》无力改变读者减少、资金亏损的状况,只能在2001年停刊。
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在其50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一阶段(1951—1965年)和第三阶段“新时期”(1977—1989年)的发行量较大,读者反应相对较好,部分作品被频繁引用并被收入多本工具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等专家的译作还被一些高校当作教材使用。作为专门译介中国文学的唯一一本官方英文期刊,《中国文学》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公共图书馆和高校、研究所图书馆收藏,部分图书馆收有全套刊物。换言之,《中国文学》在创刊初期和新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曾经实现过其译介目标。
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效果,与刊物的译介内容、译语语言、译语环境意识形态的关系比较大,读者的接受情况并不完全符合刊物的译介目的,实际读者也并不完全符合其设定的目标读者,因此,接受者和接受环境对刊物的传播和接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叛逆”。尽管刊物在某些时期得到了广泛的阅读、评论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翻译文学,刊物译介的作品未能打破译语国家原有的文学规范,始终处于译语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并且刊物停刊后也没有继续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反响,可见其译介效果并不显著,缺乏持续性的影响力。
第三章内容概要见表4。
表4 译介效果：读者的反应及刊物的发行（第三章内容一览表）
【注释】
[1]特别是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戴延年、陈日浓,1999a:27)。
[2]西欧、大洋洲地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加拿大、日本等(周东元、亓文公,1999a:359)。
[3]根据笔者2010年在北京外文局调研期间对《中国文学》原英文部主任熊振儒先生和《中国文学》原法文部主任燕汉生先生的访谈得知。
[4]法文版《中国文学》开本、栏目、内容与英文版大同小异,法文版一般在英文版基础上转译。1964年创刊时是季刊,1976年之后改为月刊,1982年改回季刊。
[5]原文信息有误。《中国文学》一直发行到2000年年底,停刊时间是2001年。
[6]该刊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于1960年创办,是欧美研究中国学的重要刊物之一。
[7]参见: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942.
[8]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6%BF%9F%E5%AE%89.
[9]参见:http://home.gwu.edu/～cwshih/5author.htm.
[10]中译名不详。
[11]参见:http://www.ylib.com/class/topic/show1.asp?Object=gossip&No=6744.
[12]参见:http://www.cuhk.edu.hk/rct/30 th/bio/cb.html.
[13]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报告。
[14]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8F%E5%BF%97%E6%B8%85.
[15]原文脚注有误。
[16]原文脚注有误。
[17]参见:http://zh.wikipedia.org/zh-cn/%E8%A1%9B%E5%BE%B7%E6%98%8E;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bkid=12422&cid=22992.
[18]中译名不详。
[19]本书不可能完全详述世界各国所有图书馆收藏《中国文学》的情况,笔者根据调研情况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图书馆数据作为参考,读者通过其网站可查看相关资料。包括日本公共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印度德里大学图书馆,印尼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汉堡大学图书馆、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瑞典国家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荷兰皇家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图书馆,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图书馆,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昆士兰大学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皇后大学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以下章节所论述的图书馆调研的范围相同,不再赘述。
[20]1949年成立的国际书店以发行我国出版的外文版书刊和外国出版的图书期刊为主要任务(朱希,1999:552),1983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2010年转轨改制后成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1]外文出版社的其他刊物发行量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如《人民画报》50多万份、《北京周报》10多万份、《中国建设》近9万份、《人民中国》日文版近7万份(周东元、亓文公,1999a:399)。
[22]参见:https://webapp4.asu.edu/directory/person/105761;http://www.ask.com/wiki/Timothy_C._Wong?qsrc=3044.
[23]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成外文出版社,刘尊棋把南京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请去北京,后来跟叶君健一起创办了《中国文学》(廖旭和、张荣富,1999:21)。
[24]参见:http://www.law.gwu.edu/faculty/profile.aspx?id=7587.
[25]该文脚注所示高晓声《水东流,不回头》一文译介在《中国文学》1980年第3期,实则有误。
[26]参见:http://arts.hku.hk/aboutus/faculty_office.html;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 B%B7%E9%87%91%E5%BA%86/20106447?fr=aladdin.
[27]参见:https://www.uvic.ca/humanities/pacificasia/home/news/archive/departures.php;http://baike.baidu.com/view/1510949.htm.
[28]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William_John_Francis_Jenner.
[29]《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是1979年由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创办的一份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期刊。笔者在本书中会以“学术期刊《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学》学术期刊”这样的表述特指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以区别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外文局的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30]参见:http://english.fju.edu.tw/lctd/AuthorFeature/main.asp?AF_ID=9.
[31]参见:https://researchers.anu.edu.au/researchers/barme-gr.
[32]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845.htm;https://alc.wisc.edu/staff/william-nienhauser/;https://alc.wisc.edu/2020/04/21/william-h-nienhauser-j r-retires-after-47-years/.
[33]参见:http://hklf7.hklf.org.hk/b5_speaker_details.php?id=52;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7%BB%B4%E6%A2%81/1204476.
[34]作者在文中指出《西沙儿女》节译部分刊登在《中国文学》1972年第10期,该信息有误,实为1974年第10期。
[35]参见:http://artsci.wustl.edu/～rhegel/cv.html.
[36]参见:https://asia.ubc.ca/profile/michael-duke/.
[37]参见:http://pages.uoregon.edu/eall/faculty-and-staff/larson/;http://darkwing.uoregon.edu/～rkraus/index.htm.
[38]该文作者注意到《中国文学》译介的柳宗元散文的译者实际上并未署名,但其前面有一篇关于柳宗元的论文《唐代的古文运动》的作者是张锡厚,据此猜想张锡厚可能也参与翻译了柳宗元的散文。但这种假设是非常不严谨的,《中国文学》通常为了照顾读者都会同时刊登有关当期古典文学的论文,但是并不能代表这些论文的作者就参与了所选文学作品的翻译。
[39]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AD%90%E6%A2%B5;http://www.angelfire.com/poetry/ronin939/LeeLeo.html.
[40]参见:http://www.vam.ac.uk/content/articles/b/beth-mckillop,-acting-director/.
[41]国际书店1983年改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简称“国图公司”。
[42]参见:学术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979年第1卷封三。
[43]参见:https://prabook.com/web/jeffrey_c.kinkley/434875.
[44]参见:https://theatrefilm.ubc.ca/profile/siyuan-liu/.
[45]参见:https://expertfile.com/experts/kevin.wetmore/kevin-wet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