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英译部分实现了国家译介目的

《中国文学》的译介主体由国家赞助人和专业人士中英文编辑共同构成。国家机构之所以能够成为赞助人,是因为它们能够为刊物提供经济资助、配备专业工作人员、保证其顺利出版,也能够为专业工作人员提供经济和地位保障。国家机构之所以要赞助《中国文学》是因为它把刊物纳入外宣事业当中,把文学译介当作对外宣传中国的一种手段和桥梁。既然要对外宣传中国,赞助人就把新中国摆在第一位,因此,对外译介当代文学和艺术便成为刊物的主要任务。由于要达到外宣的目的,刊物的翻译政策必然符合源语国家的规范,从源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出发来规定译介内容和形式。译介主体制定的翻译政策通常是指令性的,颇为重视译介内容,对译介内容的要求比对译语语言的要求更加详细,不仅条例多、要求多、硬性规定多,也更具效力。因此,在译介主体看来,译介内容应该比译语语言重要得多。

《中国文学》的译介内容以当代短篇小说、诗歌和文论为主,中文编辑在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允许的范围内挑选作家及其作品题材,却很少关注译语翻译规范的需要。已经得到肯定的作家作品是刊物的首选,而被否定的作品在当下不会成为刊物的译介对象,但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变化,之前被否定的作家作品会变为刊物译介的对象,之前被肯定的作家作品也有可能不再被刊物译介,比如刊物对“五四”作家作品和“文化大革命”文学的译介,前后变化最为明显。由于专业人士的干预及编辑方针的调整,《中国文学》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并不都在“最安全”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几乎反映了国内普通读者眼中中国文学的全貌。刊物的装帧设计和美术插页跟译介的文学作品关系不大,但是作为刊物内容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会影响刊物的传播和接受。刊物的发行周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很大,周期越短、译介的内容越少,就越不能吸引读者,因此发行周期对刊物内容的译介有重要影响。

《中国文学》的译介对象先从中间读者转变为左派读者,后又转变为知识分子读者和汉学家。实际上,按照刊物真实读者的情况,这些读者可以分为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中的知识分子读者前后数量变化明显。刊物的读者对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文论、美术插页均有所评论,读者反应受中外两国外交关系和译语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刊物译介的部分作品得到了国外报刊、出版社、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收藏和使用,某些作品甚至被再版、转载、收编。由于刊物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遵从源语国家的翻译政策和规范,除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之外,其余翻译很难受专业读者的欢迎,他们认为“解释性翻译”不符合他们对“学者型的翻译”和“文学性的翻译”的期待规范。刊物通过国外左派书店和自办发行网点进行贸易发行和非贸易发行,虽然与很多国外书商建立了业务往来,但是对外发行渠道一直不畅通,发行量总体下降,货款无法收回,严重亏本。从刊物停刊后的反应来看,其译介的文学作品整体效果一般,并未对译语文学造成较大影响。

《中国文学》在国家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扮演着对外宣传中国的角色,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外宣目的,它的译介内容部分地实现了国家的译介目的。刊物译介的作品能够帮助国外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学,为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一些认同和理解。刊物收集的读者反馈对刊物的翻译政策有少许影响,能够促进编译人员工作的改进。可见,《中国文学》作为赞助人掌握的象征资本,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场域中赢得了更多的权力。国家为获得更多的资本在场域中斗争,获得的象征资本越多,在场域中的权力就越大。一旦国家不能通过刊物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便会停止对其的赞助,另寻其他渠道。《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销售量下降,外文局便把赞助重点放在了其他外宣刊物上,《中国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直到2001年停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