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间读者为主

1958年,总编茅盾提出《中国文学》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读者,要考虑这一地区的实情,以争取中间甚至后进读者为方针,刊物太左会导致其不易接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认为刊物应教育右派,争取中间派,不宜太左,也不宜太右;不能迁就资产阶级,要广泛团结和争取中间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严文井提出,刊物不能只给进步人士看,应给中间的普通人看,甚至于包括一部分落后的读者,让他们都能够接受;对读者的要求,无条件满足是过右,不顾其要求是过左;刊物要争取更广大的读者,不能形成光荣的孤立(戴延年、陈日浓,1999a:78-86)。1959年,对外文委认为《中国文学》等刊物既要反对无原则迎合国外读者趣味的庸俗作风,又要防止骄傲浮夸、强加于人的倾向,注意政治效果;既然刊物的读者对象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并且重点为这些地区的中上层分子,则《中国文学》的传播目标应“以争取中间”为主,刊载的作品要考虑外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可适当增加“五四”文学的部分,因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亚非拉的民族文化发展,会给予有益的帮助和影响的。外办副主任廖承志认为,目前只要求巩固阵地,不要求刊物发行太多,不要求配合任务(周东元、亓文公,1999a:155-159;戴延年、陈日浓,1999a:97)。1961年,对外文委党组重申,刊物的读者对象是懂英语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汉学家和文艺爱好者,政治上居中间状态的比较多(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5)。1962年,外文出版社提出《中国文学》以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读英语的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周东元、亓文公,1999a:227)。

刊物赞助人一方面明确了读者对象的范围,一方面针对发行量也在不断反思。1955年,外文出版社针对外文图书的发行,认为以往只笼统考虑了外国读者,没有具体考虑各国的不同情况。“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附属国这三种类型的国家中读者的需要不同”,过去考虑到“东南亚还有阅读英文的各国读者”,“但是很少考虑以英文为本国语的外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读者的需要”(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1-112)。《中国文学》对读者的考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1962年,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承认,对外书刊发行下降的根本问题是主观办刊,不重视调查研究读者对象,不注意组织对外宣传的工作人员出国参观,去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和风土人情等方面。以前把读者看成是落后的、有成见的,实际上,大多数读者的意见是值得注意和参考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219)。由于国内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因此,有关外宣的对象和目的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外文出版社,其于1962年总结了一些长期模糊的问题向对外文委汇报。比如: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区别;读者对象的划分;外宣的具体方针政策等(周东元、亓文公,1999a:236-246)。

主管外办的陈毅副总理于1959年和1963年对《中国文学》的两次“讲话”,部分地回答了有关译介对象的问题。1959年,陈毅提出刊物要打动西方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心,不可能大众化,不要追求发行数量”。1963年,他指出左派的工作容易做,但还应该做右派的工作,让读者通过《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的文学,了解中国支持和平、爱好和平,看到中国怎样从过去的苦难中翻身,看到中国的新气象;读者长期看下去,就会同情中国。还可以邀请订户来中国访问,让他们回去宣传(周东元、亓文公,1999a:161,315-316)。

《中国文学》的译介对象和目的从50年代到60年代有明显的转变。50年代面向亚非拉地区^[1]的中间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斗争,给他们以信心和鼓励;60年代面向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2]的知识分子,以促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