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内容:赞助人确立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

《中国文学》在国家赞助人的编辑方针下挑选文本,把符合其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作品树立为“经典化”作品,使其有机会成为翻译文学,在国外传播,即源语国家的赞助人制定的编辑方针制约着“译什么”。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经典化”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作品,只是它恰好符合官方制定的规范。随着社会的变革,“经典化”和“非经典化”作品的位置可能会发生改变,甚至互换(Zohar,1990:18)。源语国家确立的“经典化”作品不一定会被译语国家的读者接受,或者一时不被接受的作品在另一个时间又被接受。图里(Toury,1995:56-59)认为译语文化中的翻译政策制约着译语文化对文本类型的选择,这就是“预先规范”,即译语文化的翻译政策也制约着“译什么”。由此,《中国文学》对外“译什么”不仅受源语国家赞助人制定的编辑方针制约,也应该受译语文化的翻译政策制约。图里和赫曼斯认为通过研究译本可以重构所有翻译规范,因此,只有考察《中国文学》的译介内容,才能看出其译介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受到源语编辑方针的制约,同时又是如何受到译语翻译政策的制约。

国家通过两种手段确立“经典化”作品的地位,一种是对原有的经典作品进行文艺批评和重新解读,另一种是创作新的经典化作品。其文艺批评的首要标准便是“左倾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采取“非黑即白”的批判方法。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后,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开明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选集》分别对解放区文学和“五四”时期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编选。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校勘、重印、注释出版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并编写著名作家的传记。国家通过出版丛书和文学选集的形式确立了一批代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作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

《中国文学》是一种选刊型刊物,一般不接受作者直接投稿,有时会向作者约稿或者由刊物编辑自己供稿。通常由中文编辑从国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书籍中挑选作品或从作品中节选部分章节,或者从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重要文艺报刊上挑选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如《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上海文学》《文艺报》《解放日报》《红岩》《红旗》《萌芽》《诗刊》等国家级或省市级用来树立“经典”作品、作家的文艺阵地。《中国文学》的选刊性质使得其在译介作品上比普通文学刊物滞后,时间上的间隔有利于刊物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观察主管部门乃至更高层对已经刊发作品的政治评判,从而在那些已经被赞助人“经典化”的作品范围中选择,这样在政治上就不会犯较大的错误,从而持续得到赞助人的支持。^[1]《中国文学》四个时间段译介的作品在题材、体裁以及作者三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变化。另外,刊物的装帧设计和发行周期也影响着刊物的传播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