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89: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思“当代”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1979年,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他的《祝词》除了重申“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及“行政命令不得干预文艺创作自由”之外,部分地延续了毛泽东于1942年的《延安讲话》和1956年的“双百方针”精神。他提出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为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群众服务,歌颂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文学创作体裁不拘一格,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提倡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1980:1-8)。
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文联主席,会后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他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斗争,反映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也要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各种形式、体裁和各自不同的风格,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既要“写英雄人物,也要写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中间状态的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周扬,1980:36,43,45)。茅盾在此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指出“首要是解放思想,此指作家而言,也指领导而言”;“题材必须多样化,没有任何禁区”;“人物也必须多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落后的人物,都可以写,没有禁区”;“创作方法也该多样化,作家有采用任何创作方法的自由”(茅盾,1980:73)。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口号)为党在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
(一)国内形势和编辑方针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文艺界并非一片平静。尽管一度出现“思想无禁区”和“读书无禁区”的状态,但是仍有1981年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3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1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1989年“政治风波”等事件发生。在“解放思想”的口号下,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现。
党中央和文化界领导都提倡“双百方针”,邓小平的文艺政策侧重歌颂和赞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好人好事,周扬和茅盾的文艺方针更加开放一些,对题材和人物的限定更宽泛,明确指出可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描写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中国文学》的赞助人除了要求刊物纠正“左”的错误并恢复译介古典和现代作品之外,对内容和题材没有任何限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杂志社的独立性增强,其党委认为要减少译介当代文学作品,增加艺术和评论的比重。这一时期,译介的文学作品当中,依然是当代作品占最大比重,其次是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1982年之前,当代作品的译介数量总体呈增长态势,随着1983—1984年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展,当代作品的译介数量总体呈下滑态势。1983年译介的当代作品数量几乎锐减到1982年的一半,只能由古典作品补充篇幅,所以古典作品在该年译介的数量最多(见图26)。
国内形势对译介要素的影响见下:
1.题材:人性、自由、个体、情感
由于政治不再干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文学题材开始多样化,不再呈现单调、公式化的特点。文学作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体现逐渐从之前的集中、单一转向不同程度的分散、淡化或者漠视。1985年之前的文学题材“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偏重文学的实用功能,1985年之后关注“日常生活”,偏重文学的审美功能。“农业题材”和“工业题材”的作品随着阶级斗争和政治干预的隐退而逐渐被废弃,代之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乡土小说”(洪子诚,2010b:252-253,356)。《中国文学》译介的重点依然是现当代小说,译介的数量并不稳定,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减少。在题材上并没有明显的译介倾向,第四次文代会上被周扬和茅盾肯定的作品,以及引领80年代文学类型的作品,都得到了《中国文学》的译介。
图26 《中国文学》1977—1989年译介的文学作品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的主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揭露和反思(洪子诚,2010b:322)。这些作品得到了文学界领导的认可,被纳入《中国文学》的译介范围。1979—1985年译介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王蒙的《蝴蝶》、孔捷生的《姻缘》、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节译)、李国文的《月食》、何士光的《乡场上》、张贤亮的《绿化树》、陆文夫的《围墙》和《美食家》、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和《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伤痕文学”作品主要写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受到的迫害及其抗争,以及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蹉跎岁月;“反思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对暴露的问题进行历史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改革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是面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呼唤进行城乡现代化改革(洪子诚,2010b:323-324)。1985年出现了一批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的“现代派”作品,《中国文学》只译介了《北京人》(张辛欣、桑晔)。80年代中后期,“寻根”成为重要的文化潮流,形成了关注“审美文化”的“寻根文学”(洪子诚,2010b:349-350)。《中国文学》1985年译介的《棋王》(阿城)就是这一类。“知青小说”如韩少功的《归去来》在1989年也得到刊物的译介。80年代末期出现了“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前者淡漠对个体和历史的追问,重视“虚构”的叙述方式;后者注重还原原生态的现实生活(洪子诚,2010b:369,371)。1988—1989年《中国文学》译介了莫言的《民间音乐》《大风》《白狗秋千架》和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但是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的作品则没有得到译介。另外,《中国文学》节译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春天里的秋天》、老舍的《正红旗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废名的《桥》等长篇小说。
20世纪80年代,小说《调动》(徐明旭)、《飞天》(刘克)、《在社会档案里》(王靖)、《女雇员轶事》(姚瑞)、《女贼》(李克威)、《醉入花丛》(李剑)、纪实文学《血红雪白》(张正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电影《苦恋》(白桦),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孙静轩)、《诺日朗》(杨炼)以及北岛、舒婷、顾城的一些诗作等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批判(洪子诚,2010b:240)。这些作品被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排斥,也不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范围之内。
2.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文论
“文化大革命”后对“双百方针”的重新肯定,使得文学创作体裁多样,文学评论争鸣不断。《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对文学作品的体裁没有任何制约,虽然减少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但是当代的小说、诗歌在刊物中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9](见图27)。译介的其他文学体裁包括寓言、民间故事、童话、相声、笑话、戏曲、话剧、电影文学剧本[10]等。文论的译介数量在1979年的编辑方针调整后上升迅速,1977—1989年刊物对文论的译介数量约占所有作品的33%,仅次于约占所有作品数量51%的当代文学作品。
图27 《中国文学》1977—1989年译介的现当代作品
首先,诗歌的数量虽然比小说多,但是二者的篇幅比重几乎一样,1982年之前诗歌的译介数量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随着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始,诗歌的译介数量大幅下降,其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程度比小说要更加明显。“文化大革命”末期,几位重要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中国文学》在1977—1978年以组诗形式译介了陈毅、董必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诗作表示纪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头几年,最明显的就是开始对这一运动进行反思和批判,比如:1977年第1期译介的诗歌开始谴责“四人帮”,赞颂华国锋主席。1979年《中国文学》译介了20首“天安门诗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比较青睐以批判“四人帮”、歌颂人民英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抒情诗,《中国文学》也译介了不少这类作品,如:1977年译介了《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光未然),1979年节译了《一月的哀思》(李瑛)、《光的赞歌》(艾青),1980年译介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
20世纪80年代,以“叛逆”精神和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问世的“朦胧诗”备受争议,由于它们被认为“思想艺术不健康”而没有得到文艺界权威的支持,因此,《中国文学》对它们的译介也持谨慎态度,仅仅于1980年译介了舒婷的《致橡树》和《呵,母亲》。之后出现的“新生代”或“第三代诗”由于其大胆前卫的创作手法,游离于主流诗学之外,也没有被《中国文学》译介。
其次,《中国文学》对现当代散文的译介在这一时期比较突出,数量明显增加,题材则不再仅仅是过去的“托物言志”,还有对革命斗争经历的深刻回忆,也有对人性的理性反思。 比如:1977—1989年间译介了《记一辆纺车》(吴伯箫)、《山之子》(李广田)、《灯》(巴金)、《落花生》(许地山)、《血红的九月》(箫乾)、《牛》(叶圣陶)、《白桦树》(刘白羽)。
最后,这一时期的文论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痕迹,虽然1977年仍然译介了工农兵群众的文艺评论,但在第二年便取消了工农兵评论专栏。《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对文学作品没有太多规定和指导,但是对文论却颇为关注。1979年的编委会《意见》中提出,增加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以及对艺术品及艺术家的介绍和评论,增加介绍文艺动态的文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8-39)。相关专栏大致分为文艺述评和文艺介绍两类,虽然对它们的译介都时多时少,但是前者的比重大于后者,只有在编辑方针刚刚实施的1980—1982年,它们的比重才几乎一样(见图28)。
图28 《中国文学》1977—1989年译介的当代文论
文艺述评包括文艺界领导的发言和讲话,以及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写的札记、述评、书评。以往一直被放在开篇位置的领导的发言、讲话、论文,从1981年起被放在文学作品的后面,处于刊物的中后位置。这也体现出意识形态放松了对刊物的制约,刊物不再以学术权威的“政治身份”对待其作品,“学术水平”成为可能的选择标准,专业的学术论文明显增加。文艺介绍包括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介绍、新书介绍、会议综述和文艺报道。在刊物译介的这类介绍性文章中,所提及的作家、艺术家人数和所介绍的作品种类远远超过他们的作品被译介的数量。《中国文学》在1977—1989年间共介绍了212位艺术家及其艺术品,仅在1983年就介绍了17种新书。在1979年新的编辑方针下,《中国文学》的中英文编辑也参与到这类文章的撰写,比如:苏珊娜·贝尔纳、白霞、郭林祥、吕剑、戴乃迭、杨宪益等人时有文章刊登。杂志还刊登了一些外国作者写中国的文章,而这在80年代之前是不曾出现的。
3.作者:当代、古代、现代
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三十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队伍与解放初期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主要是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绝大多数也在党的教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茅盾,1980:72)。这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出身定作家身份的谬误。
首先,《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作家的关注与国内外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有关,主流诗学的变化使得之前被遗弃或遗忘的现代作家和“十七年文学”作家重新回到读者面前,并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当代主流作家的批评。《中国文学》译介的当代作家表现出五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译介了大量作家作品,但是“文化大革命”后,除了周扬、郭沫若、胡乔木、茅盾等极少数人,其他人并没有重新出现在刊物上,一部分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11],一部分人不再从事文学创作,还有一部分继续创作的人却难再引起关注[12]。第二,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政治或艺术原因而处于主流意识形态边缘或之外的作家和作品得到了《中国文学》的频繁译介,如:汪曾祺、王蒙、艾青、蔡其矫、绿原、牛汉、张贤亮、高晓声、陆文夫、邵燕祥、公刘、刘绍棠等人的作品。第三,“文化大革命”时作为知青开始写作的部分作家得到《中国文学》的译介,如: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张辛欣、舒婷等。第四,“文化大革命”后处于创作高潮期的作家,如:蒋子龙、张洁、冯骥才、古华等,他们的作品也得到了译介机会。第五,女性作家得到《中国文学》的专门译介。1981年和1986年《中国文学》译介了王小妮的三首诗歌;1983年第3期译介了航鹰的两篇小说,并译介了一篇有关她的访问记;1985—1986年,刊物连续译介了两篇介绍几位女诗人的文章;1988年第4期译介了刘西欧、铁凝、池莉、张抗抗四位女作家的小说以及两篇介绍铁凝和池莉的文章。另外,刊物译介频率较高的小说家还有凝溪和吴祖光,译介最多的诗人有傅天琳、黄永玉、雷抒雁、李瑛、吕剑、鲁藜、陶铸、王辛笛、严辰、雁翼、杨山、叶延滨、张志民、邹荻帆。
其次,《中国文学》这一时期译介的古代作家比较多,选材也不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是以艺术标准来选择。译介较多的有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白朴、蒲松龄、袁宏道、罗隐、龚自珍、温庭筠、袁枚的作品,并同时译介了介绍他们的文章。
最后,“十七年文学”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意识形态或诗学追求不同而被边缘化或不被认可的现代作家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上,如:沈从文、萧乾、丁玲、萧军、卞之琳、戴望舒、冯雪峰、胡风、郁达夫、徐志摩。现代作家中只有鲁迅的作品从1977—1984年得到《中国文学》专栏形式的译介,并有专门的介绍性文章。另外,还有巴金、老舍、端木蕻良、李广田、李劼人、吴组缃、萧红、许地山、叶圣陶的作品被刊物译介。
(二)国际形势的影响：与英美等国的民间往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对外交往逐渐正常化。《中国文学》对文学作品的译介也没有刻意配合国内外政治形势,刊物不再像以往那样通过译介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作品来表达主流立场。在中外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刊物只是用已经去掉意识形态的文论或者报道的形式来体现中外文艺交流活动,开始注重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往来。比如刊登过的文化类作品有:《观伦敦节日芭蕾舞团〈吉赛尔〉演出》(1979年)、《写在梅纽因访华演出之后》(1980年)、《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纪实》(1985年)、《国际笔会第48届大会随记》(1986年)、《中美作家第四次会议》(1989年)、《中英作家五人谈》(1989年)。这一时期,刊物不再被用来配合官方对国际形势的发声,或者说刊物对文学作品的译介不再过多受国际形势的影响。
综上可知,1977—1989年的编辑方针除了纠正极左思潮,没有其他具体指示。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独立性增强并成为赞助人之一,主动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出发,在“百花齐放”的政策下减少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增加了评论和介绍性文章,对作品持保守态度,大体上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选择作品。对现代作家的译介根据文艺界的重新评价而扩大了范围,国际形势对文学作品的选择没有影响。总的来说,由于政治干预的减少和国内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刊物的译介范围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扩大了许多,译介的作品类型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丰富了许多,展现出新的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