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刘杲、石峰,1999:97-98)。同年3月最高领导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所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学昌,1999:349)。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自此“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刘杲、石峰,1999:98-99)。
(一)国内形势和编辑方针的影响
《纪要》提出要破除对所谓20世纪30年代文艺以及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人民出版社,1967:11-13)。这就否定了绝大多数“五四”以来的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原本在1966年1月,中国文学编辑部已经明确了该年的编辑工作将继续1965年的既定方针,不作变动。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计划只维持了半年即告中止(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3)。《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在继1965年决定停止译介“五四”以来的作品之后,又决定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停止译介古典作品,于是,刊物的译介范围只剩下当代作品。随着国内文学刊物的相继停刊,《中国文学》稿源越来越匮乏。“文化大革命”前期,赞助人认为刊物可以以文章为主,全部刊登当代作品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论文和文艺方面的“反修”文章,重点介绍适于对外宣传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文学和与之相关的新作品,并增加批判、评论性的内容(周东元、亓文公,1999a:398,403)。197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领导申明《中国文学》“是对外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以译载我国文艺作品为主的文学艺术刊物。它主要刊登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还刊登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9;戴延年、陈日浓,1999a:268)。“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文学》编辑部开始慢慢纠正极左的办刊政策,计划恢复《古典文学》栏目(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6)。
由《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译介的主要文学作品(见图17)可以看出,刊物译介的绝大多数是当代作品,尤其1968、1969、1970这三年译介的全部都是当代作品,从1968年译介数量激增后,当代作品的译介数量几乎一直居高不下。在1971年出版口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部分文艺刊物得以恢复,一部分作家获得写作和发表作品的自由,并出现了一些新的青年作者(段崇轩,2010:67-72)。古典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仍有少量译介,这是由于1966年上半年《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未变,下半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才停止译介古典作品;而7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几近结束,文艺政策逐渐放松,刊物尝试重新译介古典作品。另外,本来于1965年停止译介的“五四”以来的作品,却于1967年开始在没有任何编辑方针指导的情况下回归译介行列,并于1971年开始每年连续译介。
图17 《中国文学》1966—1976年译介的文学作品
1.题材:以阶级斗争为纲、歌颂毛主席
虽然《纪要》否定了1949年到1966年间的文艺成果,但是其中提出的一些文艺纲领仍延续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传统。如“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以及“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写革命战争”的作品要表现“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不要渲染“战争的恐怖”或“苦难”(人民出版社,1967:14,17-18)。《纪要》规定了“文革文学”应遵循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相比不同的是,夸大的表现手法。尖锐的“阶级斗争”[4]是作品的主线,故事人物一律严格用“阶级出身”来确定是非好坏,并且正面直接地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拜,形成以“三突出”[5]为写作规范的“样板”文学。文学创作中有大量“毛主席语录”出现。
从《中国文学》译介的当代小说来看,“文革文学”的题材确实延续了“十七年文学”的特色,主要以战争(革命)和工农兵斗争为题材(见图18)。战争(革命)题材多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工农兵斗争题材多以农村、厂矿、部队的阶级斗争为主题。在人物刻画上,突出工农兵英雄人物[6]在与阶级敌人斗争中展现的完美形象;或者描写知青在与工农相结合后的思想转变以及与“走资派”作斗争的过程,歌颂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胜利。体现这些题材的主要是小说,但也有少量的报告文学、革命回忆录和散文。由图18看出,译介最多的是工农兵斗争的题材,约占73%,这完全符合《纪要》规定的诗学准则,即重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按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亲疏关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影响的小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由“四人帮”炮制的样板文学或者阴谋文学,如: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的《虹南作战史》,南哨(即广州军区组织的创作组)的《牛田洋》,萧木(分别署名清明、立夏、谷雨)的《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第一课》(杨鼎川,2002:86-89)。第二,虽然不是纯粹的样板文学,但是也属于政治理念小说。如:郭先红的《征途》和胡尹强的《前夕》(杨鼎川,2002:89-90),还有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以及浩然的作品。第三,对“四人帮”控制的主流话语“持一种疏离态度”,“政治理念化程度相对弱一些”的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郭澄清的《大刀记》、管桦的《将军河》、杨佩瑾的《剑》、前涉的《桐柏英雄》、曲波的《山呼海啸》、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郑直的《激战无名川》、克非(刘绍祥)的《春潮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敬信的《生命》(杨鼎川,2002:117,122,125-127)。另外,古华的《绿旋风新传》属于为数不多的探索求真型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文学中处于边缘位置(段崇轩,2010:69)。第四,以“手抄本”等形式秘密流传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地下小说”,如:毕汝协的《九级浪》、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赵振开的《波动》、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及《逃亡》(佚名)(杨鼎川,2002:128,131)。
图18 《中国文学》1966—1976年译介的当代小说类作品题材
《中国文学》对前三类公开发行的小说都有所译介,尤其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作品译介最多。比如:1974年第1期译介了《金钟长鸣》;1974年第11期节译了《征途》,1966年第7—11期译介了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1972年第3期选译了浩然的《艳阳天》,1973年第1期和1975年第9—10期连续选译了浩然的《金光大道》,1974年第10期又选译了浩然的《西沙儿女》;1972年第9期节译了《闪闪的红星》,1974年第12期节译了《剑》,1972年第9期译介了《绿旋风新传》,另外,刊物1966年第4—6期译介了冯德英的《苦菜花》,1972年第6期节译了高玉宝的《高玉宝》。[7]而未公开出版的地下小说,不论影响多大,都不会得到《中国文学》的译介。另外,刊物译介的一些长篇小说会把“毛主席语录”作为引言放置在正文前面,并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加粗,以起强调作用(如图19)。由此看出,《中国文学》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不得不跟随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脚步,但它并未完全沦为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对文学作品的挑选保持着一定的判断能力。
图19 1971(1)期《在金色的大路上前进》(赵自、姚克明)
2.体裁:样板戏、诗歌、小说、文论
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对所译介作品的体裁没有任何限制,但是当时在《纪要》指导下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的形式还是颇有要求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开辟的栏目有小说、散文、诗歌、样板戏、剧本、革命回忆录、札记、文艺述评(批判)、革命歌曲、文艺通讯、文艺简讯等。为了弥补因文学作品减少而造成的版面不足,非文学作品的比重明显大大增加。从数量来看,小说、诗歌、当代文论的分量最重(如图20所示),分别为28%、35%、23%左右。
图20 《中国文学》1966—1976年译介的当代作品
首先,尽管戏曲、话剧、电影文学剧本这类作品在《中国文学》中译介的数量并不多,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中断,并且这类作品一般排在文学作品的首要位置,可见其重要性在赞助人看来大大超过小说和诗歌。其中,样板戏的比重和篇幅都最多,大多是革命、战争、斗争题材。1966年,《纪要》中指出“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人民出版社,1967:7-8)。1966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革命现代样板作品在全国许多城市和农村公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新华社,1966)。1967年,为了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25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首都舞台上正在上演八个革命样板戏”并给予其高度评价(新华社,1967)。可见,赞助人把样板戏树立为文学经典样式,顺应了“全国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的政治需求。《中国文学》在1967—1974年间译介了这八个样板戏,并重复译介部分曲目,还译介了同为京剧样板戏的《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等。另外,刊物在译介一些样板戏时也会把“毛主席语录”作为引言放置在正文前面。
其次,诗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译介数量非常大,主要题材是歌颂毛主席伟大思想和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与事迹。比如:《中国文学》1966年第10期、1967年第4期、1970年第5期译介了歌颂毛主席的诗歌(见图21);1974年第10期译介了歌颂石油工人的诗歌;1976年第2期译介了歌颂“大寨”的诗歌;1976年第11—12期译介了纪念毛主席逝世的诗歌。另外,还译介了少量的民歌、儿歌、少数民族诗歌和革命歌曲。比如:1974年第12期和1976年第10期译介了革命根据地民歌,1975年第3期译介了“昔阳民歌”,1975年第10期译介了“上海民歌”;1974年第12期、1975年第6期和第10期译介了革命儿歌(见图22);1976年第1期译介了少数民族诗歌;1969年第10期译介了革命歌曲。当然也有配合国家政治形势译介的诗歌,比如:1976年第8期译介了几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歌。
图21 1970(5)期目录
图22 1975(10)期目录
最后,刊物译介的当代文论数量仅次于小说和诗歌,这一时期译介的文论分两种,一种是社论、讲话、通告,另一种是文艺评论(批评)。前者只占29%,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译介较多,后期较少(见图2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论,只有少量是为了解释说明译介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跟作品关系不大,仅仅是对当下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宣传。具体如下:
图23 《中国文学》1966—1976年译介的当代文论
第一,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主要发言人的社论、讲话、通告通常置于刊物的开篇位置。比如: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延安讲话》发表30周年,《中国文学》5月号上再次译介《延安讲话》全文及《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的社论。最极端的就是1967年第8期,刊物只译介了文论和论文,没有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另外,从1966年第9期开始,《中国文学》上开始译介毛主席语录。之后,每期目录前/后页为“毛主席语录”摘译(见图24、图25),直到1972年才取消。
图24 1971(1)期目录前一页“毛主席语录”
图25 1971(1)期目录后一页“毛主席语录”
第二,文艺评论(批评)类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里分为两个栏目,一个是《文艺述评》,另一个是《文艺批判》,前者对文艺作品进行赞扬,后者对文艺作品展开批评。如:1971年的《文艺述评》栏目中译介了一篇“赞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和三篇“赞彩色影片《沙家浜》”的文章,同年的《文艺批判》栏目则译介了批判“日本反动影片”,“全民文艺”论“国防文学”及其代表作的文章。另外,刊物还配合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译介了“批林批孔”和批判《水浒传》的文章。
3.作者:当代、现代、古代
首先,刊物译介的当代作者绝大多数是工农兵群众,“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作家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其作品在刊物上几乎全部消失。《中国文学》赞助人关注的是他们的阶级出身,而不是其文艺成就和文艺地位。《纪要》中表扬了工农兵的文艺活动,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倡让工农兵去做文艺批判的工作(人民出版社,1967:9,15-16)。从此,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力变成了工农兵。《中国文学》在正文中一般用编者按或脚注的形式来说明工农兵作者的身份。刊物译介最多的小说作者是“文化大革命”主流文学的代表人物浩然。刊物于1967年、1968年、1975年分别译介了由红卫兵、士兵、工人创作的诗歌,并于1974—1976年译介了由农民创作的“小靳庄诗歌”[8]。除了工农兵之外,“文化大革命”期间译介最多的诗人是毛泽东、李瑛和张永枚。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作品大多是集体创作并集体署名,这在《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天津港工人写作组、九四二四工人写作组、大庆油田工人写作组、北京大学中文系70级工农兵学员、西四北小学红小兵儿歌创作组等。还有一些使用“化名”或“笔名”的作者,最突出的就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江天”“梁效”等。《中国文学》也同样译介了他们的作品,如:1974年刊物译介了初澜的《评晋剧〈三上桃峰〉》《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斗争哲学》《京剧革命十年》三篇文艺批判和文艺述评文章。
其次,《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在1965年就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停止译介“五四”以来的作品。《纪要》中虽然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但是对鲁迅的评价依然很高,延续了毛泽东1942年《延安讲话》中对鲁迅的评价。因此,《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但是译介的鲁迅作品中约41%都是重复刊登。比如:197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90周年,《中国文学》第10期再次刊登了1961年第9期译介过的小说《狂人日记》和《祝福》、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和杂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最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决定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停止译介古典作品,然而从1975年开始却重新译介古代“法家”的作品,包括曹操、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王安石和陈亮等的作品。刊物在1975年首次译介这类作品时,加了编者按,强调“法家”作品的斗争精神。这是因为,1973年,毛泽东提出“批林批孔”,1974年以后,掀起了“评法批儒”的热潮。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而“儒家”反对变革。因此,“法家思想”跟“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是一致的(吕国康,2001:25-26)。译介“法家”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对赞助人文艺政策的主动迎合,也或许是刊物为了能继续译介古典作品,无奈之下主动顺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材准则。
(二)国际形势的影响：抗美与赞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总体上仍然处于敌对状态,与亚非拉国家及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法国等文艺交流密切。但国际局势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依然非常小,个别作品的译介仅仅是为了配合国际事件。比如1971年,为了批判美国插手越南内战,《中国文学》开辟了《抗美前线》专栏,译介了《战斗中的越南妇女》《笑谈美帝纸老虎》等5篇通讯。同年,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刊物译介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和《赞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文学》两篇文章以及诗歌《战斗的旗》。
总的来说,1966—1976年的编辑方针对《中国文学》译介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指示非常有限。《中国文学》在没有具体编辑方针指导的情况下,只能暂且遵循国内形势的要求,对作品的题材、内容、体裁和作者的身份进行严格的挑选。在极左思潮的主导下,虽然国内文艺创作水平下降,但是作品数量激增,因此《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也随之保持了较多的数量,这从侧面反映出在政治形势极端不稳定的时期,国家赞助人会通过大量译介作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海外传播和影响。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的作品选择主要受国内形势的影响,也有极少数作品的译介是从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去配合当时“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