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反应:肯定鲁迅作品,漠视“文革文学”
据1966年3月统计,《中国文学》每期发行近2万份[21],发行地区遍及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周东元、亓文公,1999a:399)。1968年8月,法国当局受到本国“六月风暴”学生运动的冲击,以违反其宪法规定为借口,限制我国书刊对法出口,订户订阅的刊物被成吨退回(戴延年、陈日浓,1999a:245)。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化的国家极力抵制我国对外输出革命思想,《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销售量严重下降。但是《中国文学》作为文艺刊物依然能够进入这些国家,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唯一能够对外发行的中国刊物。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很多西方记者来华采访,写了大量报道赞扬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引得许多欧美人民开始关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中国一时成了西方舆论的焦点,这为中国文学在欧美的传播制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和西欧各国的国家图书馆以及研究汉学(中国学)的主要高校的图书馆中,《中国文学》藏量几近齐全,只有少数“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单册缺失。
《中国文学》在1972年第7期、第9期、第12期分别选登了一些读者来信。从读者反馈来看,《中国文学》的内容和插页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尤其是文学作品和文论。这些普通读者分别来自亚非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基本持肯定态度。亚非拉读者认为刊物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战斗精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通过刊物了解了处于革命中的中国现状以及中国的文艺。不可否认的是,被选登的这些读者来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可能会经受严格的筛选,或许并不能代表全部的读者反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毕竟是读者反馈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文学》被接受的情况。
有读者把《中国文学》当作社会历史文本来阅读。通过文学了解中国的革命,一般大众读者能够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阿尔巴尼亚读者V.M.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方向,《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成果,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材料,对世界上其他为自由而战的人们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尼日利亚的E.E.指出革命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非常有意义,认为毛主席是穷苦大众的伟大领袖。美国的M.和M.K.夫妇自认跟中国的工农兵一样,也是众多劳苦大众中的一员,认为真正进步的人民才能理解中国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美国财富不均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思想总是能够带给他们惊喜,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参观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中国(Editors of CL,1972:129-130)。巴基斯坦的A.G.通过刊物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了解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思想,并表示要想成为一名革命者,就需要读读这些文学作品(Editors of CL,1972:102-103)。
有读者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文本来阅读。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读者,都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看法,包括赞扬和批评。
他们对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评价尤其高,鲁迅的读者包括“学生、教师、职员、官员、医生”等(廖旭和,1999:436)。英国的J.S.在大学学习中文,非常喜欢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希望刊物能够多解释一下作品的背景和意义;他特别指出鲁迅写作的目的是改变中国的封建思想,并希望刊物介绍一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美国的O.W.说《中国文学》是其最喜欢的中国杂志之一,他尤其喜欢鲁迅的文章,以及与鲁迅或中国的考古发现相关的文章。他认为鲁迅的文章展现了中国人觉醒后的革命思想。挪威的A.G.曾经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中国文学》1972年第1期译介的《药》和《故乡》两篇故事让这位读者读了两遍,他希望刊物能够多译介些鲁迅的作品。
美国的D.J.H.觉得《中国文学》上最好的文章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它以一种进步的现代视角巧妙地分析了两个伟大的诗人。
挪威的A.M.喜欢读《跟随毛主席长征》,他认为这部作品写得像革命诗歌一样,并为读者提供了中国1930—1946年的历史资料;他还指出《中国文学》体现了毛泽东“艺术首先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文艺思想,认为刊物译介的诗歌、文章等都有三个重要的元素:革命行动、革命力量、革命乐观主义。这位读者跟他的一些朋友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很感兴趣,通常每月举行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的聚会,阅读自己最喜欢的内容并彼此交换读书心得(Editors of CL,1972:130-131)。阿尔巴尼亚的L.P.觉得《中国文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来说,都是一本革命杂志,他尤其喜欢《评反动影片〈山本五十六〉》《批判“全民文艺”论》《批判“国防文学”及其代表作》《评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学习鲁迅深入批修》等文论,认为这教会了其分辨中国新旧文学作品中粗浅和深刻、错误和正确的观点。意大利的A.S.发现革命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非常有意义,觉得毛主席在长征中对士兵的关爱难能可贵。该读者不仅喜欢刊物的内容,也喜欢刊物的封面和插页,更期待看到有关中国的其他照片(Editors of CL,1972:135-136)。英国的D.B.是学数学的,所以并不会定期去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却认为《中国文学》不仅仅好看,还从实践上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正确道路。挪威的T.L.觉得刊物上刊登的故事某种程度上缺乏文学性,不太有感情色彩,因为它们都是机械地描写了一些故事,以至于读者不能融入其中。但是他也表示有关毛主席和长征的故事写得很好,扣人心弦,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斗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位读者也比较喜欢鲁迅的作品,认为它们更多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因而更容易被理解。
德国的H.H.认为《中国文学》挑选了很好的诗歌、故事、插页,展现了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伟大创造力。一位美国学生D.E.S.认为1971年第12期《中国文学》译介的诗歌展示了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爱,表达了作者希望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普遍情感(Editors of CL,1972:102-103)。加拿大的J.M.M.十分愿意多花些时间看看中国的艺术、文化活动、电影、音乐、文学等,想了解中国的文艺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入人民的生活。 日本的N.T.认为中国人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在尝试创造一种新的京剧,《海港》这部样板戏就是把当时故事融入京剧的一次新试验。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主要是歌颂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高尚品质的,因此,一般大众对《中国文学》宣扬的革命精神持认同和支持态度;而知识分子读者对《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却有褒有贬。他们一方面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也批评这一时期文学的千篇一律、缺乏文学性。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相比,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反应比较冷淡。
1974年,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在其发表在《中国季刊》上的论文《李希凡论中国现代文学》(“Li Hsi-fa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开篇便提出,李希凡在《中国文学》1972年第9期的文章《为革命而写作———关于鲁迅杂文》以及1973年第5期的文章《读鲁迅的四篇序言》中用黑白分明的术语加感叹号来激发读者支持“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方式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文中对比了这种评论方式与李希凡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林培瑞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讲师,正在撰写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他研究的是1910—1930年中国流行的城市文学(Link,1974:349-356,432)。他曾师从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及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通俗小说,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石扉客,2010:80)。
《中国文学》的目录信息被欧美学者收入有关中国文学的工具书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可为研究者和教师快速查找相关资料或选题提供便利,帮助普通读者概览中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出版情况,并可供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1978年,丹麦国家及奥胡斯大学图书馆(the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Aarhus)东亚分部的研究馆员汉悦仁(Hans J.Hinrup)历时5年编纂出《〈中国文学〉(1951—1976)索引》(An Index to“Chinese Literature”1951-1976),分类整理了《中国文学》从创刊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部目录。汉悦仁在引言中称这本刊物在国外流传广泛、使用频繁,认为它反映了新中国文化生活的发展,凸显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展现了对中国古典作品评价的变化。除了供人阅读消遣,《中国文学》还是研究中国必备的资料,因为其提供的信息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包括文学、工艺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内容涉及农业、工业、教育、妇女、少数民族、外交等(Hinrup,1978:7-8)。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目录学家唐纳德·A.吉布斯(Donald A.Gibbs)也于同年推出了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目录的索引《〈中国文学〉月刊题目与作者索引(1951—1976)》[Subj ect and Author Index to Chinese Literature Monthly(1951-1976)],两者分类不同,因此编排顺序和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两本索引出版第二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耿德华(Edward M.Gunn,Jr.)便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了关于它们的书评。他认为《中国文学》译介的文学、艺术和评论总是处于“正确”表达的安全范围之内,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得以继续出版,而其他文学刊物却遭停刊。作为研究中国语言的工具,《中国文学》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反映了中国正统权威的思想,是一本包含地理、社会多样性的文化档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刊物本身没有给出译介作品的原作出处,而这对研究者来说或许更加重要(Gunn,Jr.,1979:638-639)。耿德华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和戏剧、电影、文化批评、流行文化。1982年,美国华裔汉学家黄宗泰(Timothy C.Wong)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 ournal o 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两本索引的书评,他指出《中国文学》对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两本索引各有长处,但是在内容分类上也各有瑕疵,造成了一些使用不便之处。但总的来说,后者比前者实用性更强,性价比也更高(Wong,1982:150-151)。黄宗泰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于1966—1967年在台北学习中文,先后执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中文、中国小说以及文学翻译。[22]
美国克莱尔蒙特学院中国及亚洲研究系学者蔡梅曦(Tsai Meishi)于1979年编纂的工具书《二十五年来新中国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被收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书中对文学作品名称的翻译均选自《中国文学》,并给出了该作品被译介的具体著录信息。这段时期美国研究中国的资料较少,蔡梅曦花费10年时间查阅了几乎所有图书馆有关中国大陆小说的资料,有时还需要借助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文资料,最终整理出这本详细的目录,以供研究者、学生、图书管理员等人群使用。
从上述普通读者的反应来看,读者不仅对《中国文学》译介的文学作品和文论感兴趣,还对封面和插页表示了一定的认同,尤其左派读者对刊物内容持赞扬态度。“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读者明显增多,真正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当推鲁迅的作品。但是刊物在该时期译介的现代作品只剩下很少量的鲁迅作品,其余全是当代作品,尤其是大量工农兵业余群众作者的作品,而后者并没有引起知识分子读者的关注。同时专业读者在明显减少,欧美汉学家这一时期研究的仍然是1966年之前的文学作品。即使阅读《中国文学》,也跟普通读者一样,只关注其中译介的鲁迅作品及有关鲁迅的文章。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已经变成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工具,读者阅读的目的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学,更是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