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00:“主旋律”被分化
1992年之后,全国掀起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文化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减少了各级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人数,并削减了对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经济资助。虽然外文局是国家重要的对外宣传单位之一,但依然需要接受工作经费减少的事实,其旗下的中国文学出版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就打破了之前《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仅受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的格局,经济效益和市场介入其中,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编辑和发行的外部重要因素。
(一)国内形势和编辑方针的影响
由于赞助人的编辑方针变为宏观调控,对刊物译介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未见明确指示。从1993年起仅指示中国文学出版社从市场出发考虑编辑方针,即按照市场规律挑选作品并对外译介。显然,一向依靠财政拨款的《中国文学》并未做好自负盈亏的准备,从其对文学作品的译介数量上便可以窥见一斑。刊物对当代、现代、古典作品的译介,都显得毫无既定规律可言。三类作品时多时少,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比例划分。1992年之前,刊物的编辑方针遵循之前的惯例,当代作品数量占压倒性比重。之后,当代作品数量开始下降,古典作品数量开始迅速上升,这可能是这段时间的读者市场取向造成的(见图29)。但是1997年之后,当代作品和古典作品的译介数量都开始下降,文论数量激增,这说明刊物的编辑方针又开始跟着市场转变,想要努力吸引对中国文论感兴趣的学术型读者。据此可推断,刊物在90年代期望能够跟随读者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似乎在不断调整编辑策略;但是对市场了解的滞后性又导致刊物的译介选择显得相对被动。
图29 《中国文学》1990—2000年译介的文学作品
1.题材:种类繁多
小说仍然是《中国文学》译介的重点,占当代文学作品的32%,但是每年的译介数量并不稳定(见图30)。市场经济的介入导致了政治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疏离,小说的题材更加多元化。90年代的小说很难简单分类,《中国文学》只有部分作品延续了80年代的选材类型。这一时期译介的小说题材比较庞杂,比如:“新写实小说”有1990年译介的《狗日的粮食》(刘恒)和《塔铺》(刘震云),“主旋律小说”有1993年和1996年译介的《村支书》(刘醒龙)和《凤凰琴》(刘醒龙),“风俗乡土小说”有1995年译介的《市井人物》(冯骥才),“先锋小说”有1996年译介的《鲜血梅花》(余华),带点情欲味道的小说有1997年译介的《哺乳期的女人》(毕飞宇),武侠小说有1997年译介的《书剑恩仇录》(金庸),历史题材的作品有1998年节译的《雍正皇帝》(二月河)。尽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力推的是“主旋律”小说,但在市场规律介入的情况下,《中国文学》译介的题材远远多于这一类型,各种题材的译介冲淡、分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痕迹。
图30 《中国文学》1990—2000年译介的当代作品
2.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文论
首先,《中国文学》译介的诗歌的数量虽然整体有所下降,但是在刊物上的位置及重要程度仍然仅次于小说,其中占主要位置的是当代诗歌。跟80年代一样,刊物在90年代也译介了被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排斥的诗人艾青、苏金伞、昌耀等以及“七月派”诗人牛汉、绿园等人的作品。“新诗潮”诗人梁小斌、江河、叶延滨等人的作品同样也出现在《中国文学》上。“女性诗歌”作者唐亚平、伊蕾、张烨等人也被刊物纳入译介范围。另外,刊物还译介了“朦胧诗”派食指的诗歌以及“第三代”诗人西川、海子等人的作品。较常译介的诗人有昌耀、张烨、牛汉、叶延滨、周涛、冯至、林染、李琦、杨牧等,他们也是90年代活跃在诗坛上的著名诗人,可见《中国文学》并未刻意根据作者的身份和作品的意识形态来做选材上的取舍。
其次,这一时期散文的数量在《中国文学》上并不少,几乎每期都会译介,尤其在2000年改刊后,成为刊物的三大支柱体裁之一(见图30)。80年代主要的散文家汪曾祺,90年代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斯妤、周涛、苏叶,小说家兼散文家贾平凹以及有争议的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上都有译介。比如:1991年译介了苏叶的《能不忆江南》《索溪的月亮》《我的短歌在滩涂》;1998年译介了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道士塔》《西湖梦》;2000年译介了贾平凹的《老西安》。
最后,《中国文学》90年代译介的文论的数量一直都比小说的数量高一些。可能是为了吸引国外专业读者,1999年突然增大了对文论的译介比重,文论的译介数量几乎与所有文学作品的译介数量之和比肩,但在2000年改刊面向国内读者后,又减少了对文论的译介(见图30)。文艺述评和文艺介绍几乎占同等比重,一直平稳发展;由于面对的读者不同,文艺述评在1999年突然增加,到2000年又急剧下降(见图31)。文艺述评包括札记、论文、文艺欣赏和述评、书评,作者由专业评论家、作家和《中国文学》的编辑构成,部分论文配合解释该期译介的文学作品。书评仅在1990年被译介了两篇,之后便取消。文艺介绍包括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介绍,部分文章是对该期译介的文艺作品的补充介绍,《中国文学》的编辑也会为这一栏目撰稿,如:野莽、王瑞霖、钟振奋等都有文章发表。
图31 《中国文学》1990—2000年译介的当代文论
3.作者:当代、古代、现代
首先,《中国文学》在90年代译介了一些在80年代已经拥有大批读者但还未被当时的主流文学界接受的作家的作品,选刊性质使得刊物能够拉开时间距离看清其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命运,足见刊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方面希望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希望契合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对当时作品的选材标准就显得宽松了许多。在当时可能是很热门的作家,刊物却未必会选译其成名作。2000年,上海作协通过问卷调查,评选出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十名作家和十部作品[13],《中国文学》对这些作家几乎都有译介,但是译介的却都不是这次调查中他们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知青作家”中除了80年代已被译介的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舒婷等人仍然活跃在《中国文学》上之外,陈建功、张承志、阿城、陆星儿、梁晓声等人在90年代也突显出来;“新写实”作家池莉、刘震云、刘恒、范小青、迟子建等人的作品也是刊物的译介对象;少数民族作家扎西达娃的作品得到刊物的重视;80年代的女作家郑敏、航鹰、王安忆、陆星儿、舒婷、铁凝、徐小斌、残雪、池莉、毕淑敏、迟子建、徐坤等人的作品都被选入刊物。但是刘索拉、徐星的作品由于被归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而被未能入选;先锋小说家格非、叶兆言、苏童、孙甘露等人的作品也未被译介;有争议的王朔和王小波的作品尚无法在《中国文学》上占据一席之地。刊物着重译介的当代作家有王安忆、周大新、阎连科、范小青、何士光、郭雪波、陈建功、聂鑫森、二月河、刘庆邦等。
其次,古典作品虽然在《中国文学》上占比并不大,但是每期都不可或缺。刊物对古典文学的译介似乎不再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囊括了各种题材和体裁。1990—2000年,重点译介的古代诗词名家有曹植、李煜、杜牧、纳兰性德、浩歌子、王勃、骆宾王、蒲松龄、寒山、柳永、岑参、皇甫枚、洪迈、周邦彦、刘义庆、徐照、翁卷、赵师秀、姜夔、李商隐及“建安七子”。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还译介了《汉书》的部分内容。
最后,鲁迅的作品自80年代后期就退出了《中国文学》的译介范围[14]。除了蹇先艾和艾芜等人,大部分曾经被《中国文学》重视的现代作家集体退出其译介范围。但是90年代,刊物却译介了“现代文学史”中曾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的作家,如沈从文、废名、钱锺书、师陀、穆旦和郑敏等人。另外,还译介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如冰心、冯沅君、凌叔华等人的作品。
(二)国际形势的影响：与英美等国的学术交流
90年代译介的文学作品未受到来自国际形势的影响,但是非文学作品的译介明显体现出刊物很注重跟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1994年第2期《中国文学》刊登了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文艺在国外的情况,如美国《今日世界文坛》评“熊猫丛书”《女性三部曲》、《一部在美国拍摄的中国电视剧》(伊丽莎白)。1999年《中国文学》开辟了《国际汉学》专栏,刊登了法国霍尔兹曼的《王维的〈桃园行〉》。2000年改刊后,《中国文学》开辟了《有朋自远方来》专栏,每期都译介或节译一篇国外作家写的作品,但是选择的都是英美作家,如第2期的《迷人的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第4期的《我是宠儿》(托妮·莫里森)、第6期的《远离尘嚣》节选(托马斯·哈代)。这种改变,意味着刊物试图吸引更多的国外汉学家及国内读者。
综上所述,1990—2000年的编辑方针要求出版社根据市场来制定译介计划,对刊物的意识形态干预降到历史上最低程度。但是由于刊物对市场规律并不熟悉,无法把握市场变化,对作品的译介显得滞后于文学界的评论和读者对作品的反应。除了继续刊登已经被重新评价的老作家的作品,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都稍显滞后。80年代的当红作家,刊物在90年代才敢大胆译介;90年代的当红作家,刊物只敢译介其温和型作品(非代表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刊物为了营利一直在尝试改变,但是由于始终难以定位,导致改革十分缓慢,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自创刊以来长期遵循的编辑方针,即跟着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步伐谨慎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