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不足和前景展望

首先,本书使用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这些理论的立足点都是从西方译语环境出发,对于解释中国源语环境对外译介的行为难免有所不足。但是其毕竟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思路,本个案也能够反过来补充其解释力不够之处。其次,本书的材料收集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造成某些讨论只能参考当时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与真实情况有一定偏差。再次,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文学》是源语国家赞助下的对外译介实践,从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可能不适合其他类型的译介方式。最后,笔者的语言能力有限,只能主要参考英文文献、法文文献和中文文献,可能会漏掉其他语种的相关重要资料。

《中国文学》50年间的译介情况是复杂的,译介过程中既有“规范”,也有“失范”。本书只是为《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较为粗浅的研究框架,其中的内容需要以更多的视角、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精力来发掘和支撑。比如:刊物译介的作品中哪些种类或哪些内容被中英文编辑修改得最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哪些内容的表达最容易用解释性翻译,哪些最容易用直译?刊物在国外各大图书馆的借阅量如何?在国外高校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何?在国外的传播和流通的方向呈现什么特点?《中国文学》停刊后,国家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等等。正如图里所言:“描述研究积累起来的发现应该可能形成一系列连贯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确定与翻译有关的种种变体之间的内在联系。”(Hermans,19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