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赞助人管理体制
“赞助人”是一个权力实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构(Lefevere,2004:15)。由于《中国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处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因此它的赞助人并不只有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由多个“实体”构成,这些“实体”之间还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1951—1965：外宣部门统一规划
1.内部体制:外宣单位管辖
外文书刊的出版发行一直是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主管国家对外宣传、报道和出版的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行政上隶属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业务上由中宣部领导。1963年,外文出版社改组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由对外文委下属的一个企业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一个行政单位,业务上受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文简称“国务院外办”或“外办”)领导。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国家体制尚不稳定,导致了外文书刊出版发行的领导体制多次变更。外文局及其前身曾历经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宣部、中联部、文化部、对外文委、国务院外办的领导(戴延年、陈日浓,1999a:425-426)。
1951年10月,《中国文学丛刊》正式创刊,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以年刊形式编译出版第一辑。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政务院文委决定将其划归外文出版社和中华全国文协(作协前身)分管。行政属外文出版社领导,业务属文协领导。由文协指定人员成立编委会,对文协负责。同年8月,成立《中国文学》季刊编辑部。中华全国文协推定茅盾、沙汀、袁水拍和编辑部主任叶君健组成编委会,茅盾任总编,叶君健任副总编,每期选题及中文定稿由编委会负责,英文翻译由外文出版社社长吴文焘负责审定。1959年,刊物向外办、作协、文委汇报工作,听从三方面领导的指示。1963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中国文学出版社[3],[1990]:1-19)。杂志社成立后,在编辑方针上直接受国务院外办的领导(周东元、亓文公,1999a:291)。
可见,《中国文学》行政上隶属于外文局,因此它同时受外文局的上级单位的管辖。虽然外文局的上级领导更换频繁,但是都属于负责外宣的国家机构,也就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赞助人,由它们向国家财政部门申请《中国文学》的运营经费。《中国文学》的一级赞助人通过外文出版社和作家协会两个单位来直接领导,外文出版社主要负责外文编辑工作,作家协会主要负责中文编辑工作。截至1965年,《中国文学》的一级赞助人是中宣部、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二级赞助人是外文局和作家协会,由这两部分赞助人共同领导,一级赞助人和二级赞助人之间纵向形成行政和业务两部分上下级关系(见图7)。
但是这种两级赞助人的领导模式也造成一些体制内的问题。对外文委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文化联络,和对外宣传书刊工作不同,难以充分指导外文社的工作,只能就外事工作做一般的行政管理。由外办通过文委或外办直接解决外文社的业务工作,造成行政和业务分开领导,两方面不易配合,指挥不统一。编辑部不是独立的单位,不能直接取得中央部门的业务指导,在对外宣传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上遭遇很多困难(周东元、亓文公,1999a:229-230)。
图7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赞助人的构成
2.外部体制:统一计划组织
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国家通过公私合营或者赎买的方式把所有制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出版单位成为公有制单位,其译介行为也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下的统一译介行为。尤其是1951年和1954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性的翻译会议确立了国家对翻译活动的统一计划和领导地位。
1951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由署长胡愈之(1951:4)主持,他在致开幕词时特别提到“翻译出版物的质量低,重复浪费,翻译工作缺乏计划性”等问题,希望“以后翻译出版物逐步消灭错误,提高质量,走上计划化的道路”;副署长叶圣陶(1951:5-7)在闭幕词中强调“翻译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使翻译工作走向计划化”,而要达到此目标,“应该从管理公营出版社和机关团体的翻译机构入手,应该从制定初步的全国全年的翻译计划入手”。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在发言中提出,为了适应今天国家建设的需要,翻译工作必须加强和扩大,必须提高质量,并制定必要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制度。编译局局长沈志远在他的报告中认为,要制定全国翻译计划并逐步建立专门性的工作组织。另外,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关于公营出版社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由出版总署提请政务院批准实施(新华社,1951)。
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做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茅盾认为,近几十年来的文学翻译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翻译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首先是工作的无计划、无组织状态。为了使文学翻译工作走上计划化的道路,必须由国家文学出版机关商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制订翻译计划,根据社会和国家需要及现有的力量,分轻重缓急,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编审和出版(茅盾,2009:564-574)。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叶圣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郑振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也都分别就文学翻译工作发表讲话。最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扬做了总结发言。会议认为,作家协会必须加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领导,把文学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经常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华社,1954)。
这两次会议的主办方分别是中国出版总署和作家协会,作为《中国文学》的赞助人,他们对译介工作的方针政策会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办刊宗旨。这两次会议虽然是针对外译中的译介行为,但是会上的发言都说明了国家对待译介工作是采取计划经济的形式统一管理。1954年的会议同时确立了中国作协对翻译工作者的领导权。这样,赞助人就从体制和权力上控制和操纵《中国文学》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中国文学》在这种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诞生并发展起来,但是它的情况与上述由下到上的体制改造不太一样。它的创办从一开始就由国家外宣部门负责,而外宣事业是执政党在国际上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学》不可避免生来就是国家的产物,其赞助人是中宣部、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这样的国家政府机构,通过下级单位外文局和作协行使领导权力。因此,《中国文学》作为国家级刊物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其各个方面都会自觉受到国家赞助人强有力的制约,主管外宣的赞助人也规定了刊物的译介目的就是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学艺术。
(二)1966—1976：党管和军管
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始,1967年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康生、姚文元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华社(刘杲、石峰,1999:105)。由于中共中央被“四人帮”夺权,外文局实行军事管制,并由外交部和中联部代管,《中国文学》赞助人的组成成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图8)。
图8 《中国文学》1966—1976年赞助人的构成
首先,外文局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陷入停顿。1968年,中央决定由军管小组对外文局实行军事管制。1970—1971年,外文局由外交部派军代表进驻代管;1972—1976年,由中联部代管(戴延年、陈日浓,1999a:243,426;郭选,1999:643)。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一级赞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外交部和中联部。另外,国务院外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负责外文局的业务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395),因此也属于一级赞助人。
其次,1966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党内领导小组,外文局派驻工作组并建立革委会负责运动。杂志社负责人叶君健和何路受到冲击,接受审查。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外文局党组被夺权,中国文学杂志社由群众选出的新编委代替原编委领导业务。1968年,军管小组进驻外文局及所属各单位,军代表黄婉碧分管中国文学杂志社的运动。1969年,中国文学杂志社革委会成立,宋康为主任。1970年,外文局第二次军管,军代表陈万光负责中国文学杂志社运动。1971年,杂志社临时革命领导小组成立。1972年,全局第二次整党,何路恢复工作。杂志社成立党的核心小组,何路任组长,宋康为副组长。1975年,宋康下放,副总编叶君健调离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23-36)。作家协会众多作家被批判,不再发挥二级赞助人的作用,只剩下驻扎外文局的军管干部及中联部领导全权负责外文局事务。《中国文学》历经军管和党管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老编委茅盾、叶君健等被批斗,由群众选出的新编委负责业务。
(三)1977—1989：杂志独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的行政体制处于恢复期和更新期,对外宣传部门虽然调整不大,但是依然存在重组合并的情况。外文局的上级领导部门,即《中国文学》的赞助人机构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动(见图9)。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到1979年3月,外文局仍由中联部代管,之后外文局成为国务院直属局。1982年4月,外文局成为文化部领导的一个局级单位,外文局下属的大部分单位改为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文化部委托外文局代管(戴延年、陈日浓,1999a:426-427)。《中国文学》在1977—1989年的一级赞助人前后经历了中联部、国务院和文化部。1980年1月,国务院办公室签发的通知上指出,外文局的业务工作由中宣部领导(周东元、亓文公,1999a:506)。1980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领导对外宣传工作。[4]因此,中宣部和对外宣传小组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级赞助人。
1979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成立编译委员会,由何路、杨宪益、江帆、罗良、罗新璋等人组成,何路、杨宪益为临时召集人。1980年,杂志社成立办公室。何路任社长,杨宪益任总编辑,江帆、殷书训任副总编辑。1982年外文局归属文化部,中国文学杂志社直属文化部领导。1984年,原编辑组、英文组、法文组改为编辑部、英文部、法文部。1985年,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任《中国文学》名誉总编。1987年,中国文学杂志社改为中国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36-70)。《中国文学》自1982年直属文化部领导后,其二级赞助人外文局的领导地位减弱,处于隐身状态。中国文学杂志社自1963年成立之后在行政上隶属外文局,不久又适逢“文化大革命”军管状态,直到1987年,改为中国文学出版社后,才加强了自己的行政地位,挤入《中国文学》的二级赞助人行列,统管《中国文学》杂志和杨宪益于1980年创办的“熊猫丛书”。
图9 《中国文学》1977—1989年赞助人的构成
(四)1990—2000：受市场经济冲击
1991年底,外文局从文化部划出,成为独立的事业单位,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归口管理;1995年底,外文局由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5]代管(戴延年、陈日浓,1999b:427-428)。因此,《中国文学》的一级赞助人只剩下对外宣传小组和对外宣传办公室(见图10)。
图10 《中国文学》1990—2000年赞助人的构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外文局开始由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财政部开始削减外文局的经费,外文局实行经费包干制,不足之处要求各部门自己创收弥补。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全国出版单位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外文局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不得不将下属各杂志社和出版社改为企业建制(周东元、亓文公,1999b:112-113,505-506)。1991年,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社务委员会(戴延年、陈日浓,1999b:194)。9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逐步向企业转制,由一切靠国家过渡到自主创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正式成为杂志的二级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