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

对赞助的接受意味着融进某个支持其的组织以及它的社交圈(Lefevere,2004:16)。《中国文学》的赞助人是国家党政机关,通过发动政治运动、任命职务或准予入党的方式,在提高译者意识形态认同度的同时,也影响着了译者的社会地位。另外,还通过给予进修机会、评定奖项资格、进入国家专业学术团体的资格、译作署名权等手段,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并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助。

一方面,赞助人一旦评估译者的政治忠诚度显著下降,便会通过政治运动、限制入党等方式将其与组织分离,其社会地位也相应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赞助人一旦认可译者的政治立场,便会通过准许署名、给予进修机会或荣誉头衔、颁发奖项等形式,把其纳入自己的组织中,其社会地位也能相应地提高。

1979年之后,杨宪益得到许多荣誉头衔,“当选为许多学术机构和政治社团的执行委员或顾问,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红楼梦学会,等等”(杨宪益,2001:246),他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家协会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及文联委员(赵学龄,1999:506)。杨氏沙龙一时人满为患,很多作家登门拜访,希望通过他们“将自己的代表作译成英文传向海外,以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候补者”(邹霆,2001:362)。1979年开始,他每年都有机会出国讲学、办讲座、参加研讨会。

在创刊初期(1951—1954年)及“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中国文学》的译者没有署名权。创刊初期,《中国文学》各方面都没有进入正轨,对署名也没有统一的要求;“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乎都没有署名,极个别署笔名或合署别名。那时强调集体主义,对外都代表中国,不能署个人名,甚至不用署名,否则就是搞个人主义(谷鸣,2010:49)。

1975年,王明杰被派去英国学习2年,后又于1983年赴英国学习出版业务半年。1980年,外文局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立了正式的人员交流关系,中方每年选派2—3名专业人员赴美进修1—2年,美方每年派12—18名教师组团来华访问3周(刘东,1999:73)。1981年,喻璠琴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进修,熊振儒由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2年。1986年,李国庆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进修英语2年。后来外文局每年都会公派一定的人员出国进修,英文编辑占最大比重。^[31]

1986年,英文编辑喻璠琴和吴成栋获文化部外文局先进生产者奖,该奖意在表彰他们在对外书刊宣传工作中做出的成绩。同年,英文编辑人员中9人获得高级职务(译审1人,副译审8人),13人获得中级职务(翻译)。1989年,社评委会再次评定部分中、初级专业职务名称。1991年,唐笙享受政府特殊津贴^[32]。1992年,喻璠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于2005年受中国译协表彰。1993年,熊振儒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于2009年受中国译协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