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中国文学》的译介内容主要受源语国家赞助人制定的翻译政策制约,翻译政策又受到源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翻译政策包括编辑方针和翻译方针,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看,在实际译介过程中,《中国文学》的翻译政策在不同时期对其译介内容有不同程度的制约。
《中国文学》主要译介文学艺术作品和评论性文章,其中以文学作品为主。文学作品由当代、古典和现代作品组成,以当代小说、诗歌、散文为主。评论性文章以文论和文艺介绍为主。1951—1965年,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描写革命、斗争、战争;以是否符合这样的主题为标准来挑选现代和当代作品,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与主流思想疏离的作家和作品被排斥在外,1965年停止译介现代作品。1966—1976年,刊物的作品数量比“十七年文学”时期有所增多。主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工农兵为题材,宣传革命、斗争,把“样板戏”树立为经典作品,译介大量工农兵群众的创作,“十七年文学”作家集体退出,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几乎停止刊登古典作品,“文化大革命”后期刊登了一些“法家”的古典文学作品。1977—1989年,译介的题材多样化,“十七年文学”时期出现在刊物上的作家作品不再是译介的重点,以往未被译介的现当代作家作品反而开始得到译介,还译介了部分女性作家的作品。1990—2000年,译介作品的题材依然多样化,体裁却越来越单一;继续译介被忽略的现代作家作品及当代女性作家作品,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家作品的译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及保守性。
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仅仅表现在:20世纪50—6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期刊刊登作品声援东欧、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法国社会运动,声讨批判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期刊开始介绍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民间往来和学术交流。《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重心从亚非拉国家转移到了英美等经济强国。“文化大革命”前,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刊物的译介影响很大;“文化大革命”后,这种影响慢慢减少,市场经济对刊物的影响力慢慢显现出来。
刊物的装帧设计主要体现在封面和美术插页,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风格、主题和类型几乎一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和80年代,插页的数量增加。刊物的发行周期虽然整体上不稳定,但是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三个政治运动和文艺运动比较多的时期,刊物的发行周期相对较短,均为月刊。
第二章内容概要见表3。
表3 译介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对译介作品的影响（第二章内容一览表）
【注释】
[1]比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主流报刊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因为在作品选登上犯了政治错误而遭到批评并接受整改(洪子诚,2010a:103-129)。
[2]这本资料和《〈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索引(1971—1975)》(1977)、《〈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索引(1979—1991)》(1991)提供的目录为中文,均为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社)内部资料,并未公开发行。经笔者核对之后,发现其中有个别错误,因此,本书的统计以刊物的实际目录为准,中文译名以这些资料为参考标准。以下各节相同,不再赘述。
[3]周恩来于1956年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本书按照当时的情况把现当代作品中刻画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划入“工农兵生活”题材。
[4]《纪要》中指出“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67:5)。
[5]“三突出”的内容最早见于“四人帮”的亲信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上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经姚文元审订加工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从此,该原则便被“四人帮”作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而大加宣扬(王庆生,1999:417-418)。
[6]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大多成为反面人物、最多也只是中间人物的典型。
[7]此段列举是按照三类公开发行的小说划分的,各类别中所列举的作品依照其被译介的篇幅长短来排序。
[8]“小靳庄诗歌”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树立的文艺样板之一。
[9]1977年,《中国文学》仍然把戏曲、电影剧本放置在开篇位置。从1978年开始,小说和文论重回期刊的开篇位置;从1981年起,文艺领导的讲话或发言被放在文学作品的后面,处于刊物的中后位置。
[10]从1981年起,刊物上不再译介戏曲、话剧类剧本。这可能是因为80年代的戏曲和话剧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只取得了“短暂的时效”,没有得到观众的“阅读”(洪子诚,2010b:265)。
[11]《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曾经译介的一些现当代作家中,有一部分人在“四人帮”的迫害中逝世,包括老舍、田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杨朔、郭小川、闻捷、李广田、魏金枝、罗广斌、海默、冯雪峰、邵荃麟等。
[12]如李准、杜鹏程、胡万春、梁斌、杨沫、欧阳山、臧克家、贺敬之、刘白羽、魏巍、陈登科等(洪子诚,2010b:243)。
[13]十名作家:王安忆、余华、韩少功、陈忠实、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承志、莫言、余秋雨;十部作品:《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心灵史》《文化苦旅》《活着》《我与地坛》《务虚笔记》(洪子诚,2010b:503)。
[14]《中国文学》从1984年之后就不再译介鲁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