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效果:《中国文学》的传播和接受

《中国文学》的发行状况反映着其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刊物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更容易受到译语环境的制约。从译介学视角来看,译本会受到译者、读者和译语环境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1999:130-173),这种“创造性叛逆”又会受到译语“翻译规范”的制约。图里认为初始规范表现了译者于翻译之初在源语规范和译语规范之间所做的选择,即译者的翻译策略,支配着制约译者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操作规范(Toury,1995:56-59)。切斯特曼认为受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和语言规范制约的专业规范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阅读(Chesterman,1997:67-70)。由译语读者对译本的期待构成的期待规范受译语文化流行的翻译传统和同类文本形式的制约,也受经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影响(Chesterman,1997:64-66)。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挑选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及如何协调翻译各方的关系由初始规范、操作规范和专业规范来制约,读者和译语环境则受到期待规范的制约,在译语环境生成的翻译规范必然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因此,从《中国文学》的读者反应可以看出受初始规范、操作规范和专业规范制约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规范。

赫曼斯认为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能够直接解释根植于社会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翻译的影响(Hermans,1996:40-41)。由于《中国文学》的赞助人存在于源语环境中,因此,它的传播和接受会受到译语环境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是译语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译语文学系统的变化翻译文学会相应变换其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或处于“中心”,或处于“边缘”(Zohar,1990:46-51)。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译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便说明它打破了译语文学既有的文学规范,对译语文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在译语环境中的译介效果强弱,要看其是否能够打破译语文学的规范而得到译语文化的接受和吸收。

译本在译语环境的传播和接受主要通过读者反应体现出来,读者又受译语环境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中国文学》在编辑方针中对自己的读者群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会经常在刊物内附上读者调查表来收集读者反馈,即读者对刊物的意见或建议。调查表上除了询问读者的性别和职业,对刊物内容的调查基本分为四个问题:近期的刊物中你喜欢哪篇小说或者文章并请给出理由;你是否喜欢近期刊登的某篇小说;你对插页和插图有何看法;有无其他批评意见。通常刊物的通联工作包括收集并翻译这些邮寄回来的读者调查,以供刊物的领导和编辑们参考。除此之外,刊物的发行量、国外报刊上的评论、国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引用、国外书刊的转载、各大图书馆的馆藏量和在国外高校的教学使用情况等都是表现读者反应的不同形式。

《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目标读者(即译介对象)有不同的定位和划分,本书按照《中国文学》实际的阅读人群把真实读者分为三类:第一,一般的大众小说读者。他们通常是中下层劳动人民,把小说当作消遣的工具,从中获得娱乐。第二,具有文学鉴赏能力的知识分子读者。他们通常是各个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艺感兴趣,不但阅读小说,还对严肃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等都有自己的品味、观点和偏好。第三,作家、评论家及专业的文史哲研究者。他们是学习或者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社会的专业学者,他们的观点能够影响其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阅读兴趣。前两种都属于普通读者,后一种属于专业读者。

本章通过考察《中国文学》对目标读者的定位、海外真实读者的反应和译介渠道,分析《中国文学》的译介目标是否得到实现,其内容和译语语言是否符合译语环境的翻译规范,其出版和发行是否符合译语环境的接受规范。如果《中国文学》的译介目标得到实现,内容和译语语言符合译语环境的翻译规范,出版和发行符合译语环境的接受规范,那么,《中国文学》在译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就可被视为具有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