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语言并重,专业读者对“非学者型翻译”不满

“新时期”改版后的《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基本符合读者的期待规范,改变了前一时期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尽管有的专业读者认为刊物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不敢逾矩挑选作品,但其实刊物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译介所有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对此,英国专家白霞印象深刻,她回忆说,1979年以后《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大环境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刊物不再只是译介“政治上保险”的作家的作品,有些“有麻烦”的作品也被译介了。比如1979年译介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个作品在天津和北京引起了争论,大家认为这正是应该发表的好东西(雷音,2007:344)。

从读者反应来看,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很满意,认为翻译技巧相当熟练,没有遗漏。专业读者的意见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一种认为译文使用的是解释性翻译,还达不到学者型的翻译水平,有遗漏、删减、修改及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另一种认为译文近乎直译的风格更适合专业读者。虽然部分专业读者对译文尚不满意,但是也依然认为《中国文学》上的译文相比其他来源的译文显得质量更高,尤其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沙博理的翻译。

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遵循的翻译策略依然是“信、达、雅”,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完全不同的读者反应呢?这或许是因为:第一,刊物的译介目的是普及中国文学,删减或修改不适合读者理解的地方便在所难免,但是这也造成读者容易把其归因于翻译水平不高或者意识形态的禁锢;第二,刊物的译介对象虽然转向知识分子和汉学家,但是实际上依然以普通知识分子读者为主,过低地估计了汉学家作为专业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期待,缺少与他们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不能满足其需要;第三,刊物译者的翻译水平确实有差异。正如韩素音1986年与中国文学杂志社一些工作人员座谈时指出的,“有些译得很好,但有些译文的语言和风格太陈旧了、过时了。现在中国国内文风有变化,有突破,外边的英语也在发展,要跟上这种变化,学会用恰当的外语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b:85)。

由此可见,一旦《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海外专业读者的阅读需求,且他们对汉语的掌握也达到了能够阅读原文的水平,他们对刊物译文语言的要求就会变得更高,希望刊物能够在译介作品时,做到在内容信息容量、语言风格上满足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不同需求,并能符合译语环境的翻译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