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65:为工农兵服务
“十七年文学”的普遍特征就是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形成一套特殊的文学规范。三次文代会的召开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中国文学的创作、编选、评奖都必须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延续了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的主要精神,即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工农兵群众,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文艺第二”,再次确立了《延安讲话》对全国文艺思想的引领地位。会议还确立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为文艺工作者的组织领导机构,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1950)。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号召文艺工作者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新英雄形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强调今后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倡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60)。这三次文代会表明了1949年以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左倾,主流诗学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在后来演变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避免新政权遭到颠覆和破坏,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1951—1952年)、整风反右(1957年)等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苏联文坛的“解冻”思潮和社会主义由改造迈向建设的过渡,促使毛泽东于1956年针对文艺提出“双百方针”,这给刚刚经历了对胡适、俞平伯、胡风等人批判的文艺界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仅仅“大鸣大放”一个月后,党中央对各界声音便产生了怀疑,发起了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大力发展计划经济,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为“大跃进”,但是“大跃进”却引起了浮夸风,使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1959年,“反右倾”以及接踵而至的文艺上“反修防修”,导致极左思潮日益泛滥。1962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风运动。虽然6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等多次讲话纠偏,但是并未得到贯彻执行,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至此,文艺完全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失去文学审美的功能。总的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在1949—1956年间较为宽松,1957—1959年间逐渐严苛,1960—1962年稍微放松,1963—1965年重新收紧。
(一)国内形势和编辑方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先后发生了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等重大事件。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作协党组开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这些运动和斗争都是为了改造知识分子旧的意识形态,去除其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肃清革命文学者的队伍,使其完全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创作出符合国家需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文艺实质上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指挥棒下,文艺界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束缚,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出单一枯燥的特色。
《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主要由国务院外办和《中国文学》编辑部根据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文艺形势共同制定。《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对文学作品的选取范围、结构比例、题材、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并把文学作品按时代划分为当代作品、“五四”以来作品(现代作品)、古典作品。这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划分,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当代作品”指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工农兵文学,“‘五四’以来作品”主要指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学,“古典作品”(民间文艺)指其内容和形式表达的审美情趣符合当代意识形态的古代作品。“十七年文学”时期,刊物的编辑方针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作品的比重划分为:当代作品占35%—50%;古典作品(包括民间文艺)占15%—20%;“五四”以来作品(现代作品)占10%—25%;论文、文艺述评、文艺动态、作家画家介绍占15%—25%(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22)。由此可见,《中国文学》译介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并以文学作品为主。编辑方针的着重点在于作品的政治标准,由于现当代作品最能够反映当下的政治,所以其比重最大。在《中国文学》译介的现当代作品中,小说的篇幅比重最大,因此,通过考察《中国文学》对现当代小说的译介原则,便可以得知刊物在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方面的大致特点。
图11是根据1951—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每期目录并参考中国文学杂志社编纂的《〈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索引(英文版)1951—1986》[2]制作而成的,其中当代作品包括当代小说及散文,“五四”以来的作品包括现代小说及杂文。实际上,杂文和散文只占极小一部分,图11主要反映的还是《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译介现当代小说的情况。
图11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译介的现当代小说(含杂文及散文)
从图11得知,当代作品的译介数量一直多于“五四”以来的作品,这反映了当代作品比“五四”以来的作品更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其政治解读方向也更容易为编辑们所把握。与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和1962年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20周年息息相关的是,1957年和1962年译介的现当代作品数量相差最少。当代作品的译介数量自创刊开始逐年有增有减,直至1959年达到最多,之后缓慢下降,而后又有所回升;现代作品的译介变化较大,数量逐年高低不定,至1961年达到最多,之后略有下降但稳定发展至1965年突然停止。译介当代作品数量最多的1959年和1960年处于“大跃进”时期,因此当代作品数量激增便不足为奇。当代作品,尤其是当代小说,被《中国文学》树立为中国文学作品的重中之重。
1.题材:战争斗争和工农兵生活
20世纪50年代,编辑部根据赞助人的指示对刊物的题材有明确规定:介绍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做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辛勤努力;介绍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介绍我国整理文学遗产的成果,使国外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7)。60年代前期,外文社的工作计划中规定,《中国文学》仍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重点,并以多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宣传和阐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选择一部分古典作品和“五四”时期具有反抗精神和斗争性的作品(周东元、亓文公,1999a:172)。赞助人制定的编辑方针规定了文学作品的题材应该围绕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将“五四”以来的作品和古典作品的主题选择重新定位为以斗争反抗为主。
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十七年文学”主要以战争、革命、地下斗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为故事背景,塑造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中国人民反压迫的抗争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为追求幸福生活和国家统一所做的奉献。比如:1951年,《中国文学》的创刊号就译介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以及魏巍的四篇朝鲜前线通讯等作品(其中包括《谁是最可爱的人》),组成了“抗美援朝”专辑(见图12)。另外刊物在这一时期还译介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艾明之的《火种》(第7—12章)、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一、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选载)、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第4、14、18章;第20、29、30章)、欧阳山的《三家巷》(第1—15章)、孙犁的《风云初记》、阎长林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杨沫的《青春之歌》(第5—10章)。
《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译介的现当代作品按题材划分情况如图13所示,以工农兵生活[3]为题材的作品最多,约占65%;以反抗、战争、斗争为题材的作品约占18%;其他约17%的作品是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文艺事件或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和杂文。1954年之前,以工农兵生活和反抗、战争、斗争为题材的两类作品数量相差不多;1954年之后,前者每年的译介数量都是后者的数倍。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战乱停止,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自然比战争题材的要多得多。1956年之后,每年都会收录其他题材的作品,这使得《中国文学》的题材显得稍微丰富了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在1961年被译介得最多,这是因为对外文委在当年制定的编辑方针是“不仅在理论上阐明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且应该在刊物内容上具体体现这一政策,如刊登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和学术上不同意见的文章”(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5-16)。
图12 《中国文学丛刊》1951年第一辑目录
从具体内容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为主,或描写大众的痛苦生活,或描写土地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或抒发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或阐述对时政和文艺的见解。当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与现代文学相比,更加整齐划一。以反抗、战争、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描写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了获得自由和解放,不畏艰难险阻奋起抗争的英雄事迹;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描写在以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为手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劳动人民所表现出的冲天干劲以及与反动落后势力继续斗争的革命精神,展现新中国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以及人民思想的转变。当代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比较偏于立场化、脸谱化,一般把故事人物分为正反两派。赞扬正面人物的善良、勇敢、乐观、忠诚、勤劳、正直,揭露反面人物的邪恶、贪婪、卑鄙、歹毒、奸诈、狡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作品主要展现战争、政治运动和工农兵生活的积极意义,少有对于战争带来的生命消亡和暴力斗争引发的社会动荡的深刻反思。
图13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译介的现当代作品题材
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主人公不是工农兵、反对“粉饰现实”、对“无冲突论”不满和厌倦的杂文、小说、诗歌、特写,主要批评或揭露现实阴暗面。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等(洪子诚,2010a:74)。还出现了一些以爱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刘绍棠的《西苑草》等(王庆生,1999:173-174)。但这两类文学作品都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要求,自然不会得到《中国文学》的译介。
2.体裁:小说、诗歌、文论
1956年7月14日,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翻译书籍选题问题给中央一级出版社的通知》中,除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出版成绩,还重点指出了当前的翻译选题没有计划和明确的方针,需要加以重视。进而提出了七条作品译介要求,其中跟文学相关的是,应该选译古典艺术作品、选择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有代表性的现代各派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袁亮,2001:184-186)。文化部大方向上的指导落在了“古典”“有代表性的”“优秀的”作品上,具体细节可能需要各出版单位自行拟定。《中国文学》的编辑方针中对作品体裁没有任何规定,显然在赞助人看来,刊物的题材比体裁重要得多,只要能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无论什么体裁都可以译介。虽然《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译介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比较单一,但是体裁较为丰富,除了小说,还有诗歌、文论、散文、论文、杂文、剧本、戏曲等其他体裁。另外,古典作品中的小说、诗歌、文论、话本、寓言、纪传体、传/记/赋、戏曲、杂剧等体裁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中国文学》的译介。(见图14)
图14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译介的古典作品(诗歌除外)
从所占篇幅来看,刊物译介最多的体裁依次是小说、诗歌、文论,它们成为《中国文学》译介的经典作品的主要体裁。特点如下:
首先,虽然刊物译介的古典作品中,诗歌的数量最多,但是小说的篇幅最重。赞助人认为古典作品应该“古为今用”“为政治服务”,对历史人物和作品应以左倾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准重新评价。通过筛选,赞助人确立了一小部分古典作品的“经典化文本”。刊物译介的古典小说的类型包括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章回体小说、志怪小说,这些小说多以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人民疾苦为题材,反映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如《儒林外史》《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长生殿》等名著、名剧和名诗都有节译。有些作品是为了配合毛泽东提出的“不怕鬼”的思想,如选译《列异传》《幽明录》《搜神记》《佛国记》《聊斋志异》。很多作品的后面都加上了以“马列主义观点”对该作品和作者的解读,或者附上一篇按当时文艺政策对该作品或作家重新阐释的相关论文。比如从《红楼梦》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刊物第1期便译介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演变历史》两篇论文,把曹雪芹作为古典现实主义作家来纪念和讨论。
其次,刊物译介的诗歌的篇幅比重仅次于小说,包括诗、词、曲等古典作品以及短诗、民歌、长篇叙事诗等现当代作品。诗歌的题材跟小说几乎一致,所选的古典诗歌以揭露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人民疾苦为主;现当代诗歌以歌颂革命战争和工农兵生活为主。图15展现了诗歌的译介数量变化。诗歌的译介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增加,60年代初期比整个50年代译介的数量都要多。其中,最突出的是新民歌的译介。1958年,文艺界开始紧跟“大跃进”的步调,全国掀起创作高潮。毛泽东提出,中国诗的出路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两者结合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毛泽东,1992:124)。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发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1958年第6期《中国文学》译介了43首新民歌;1960年第4期《中国文学》从周扬和郭沫若共同编选的《红旗歌谣》中选译了13首新民歌。
图15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译介的诗歌
最后,刊物译介的文论包括古典文论和现当代文论,虽然属于非文学作品,但是篇幅比重却名列第三。它们跟刊物译介的文学作品密不可分,用以解释说明中国的文艺传统、当下的文艺政策以及译介的文学作品情况。现当代文论占89%,一种是文艺界领导阐述文艺政策、方针的文章,如1958年第6期译介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另一种是文艺界研究者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如1960年第4期译介了姚文元的《读〈红旗歌谣〉》。这两种文论的数量变化见图16,在“大跃进”时期增长最快,1958年之后第二种文论的译介数量远远超过第一种,直到1962年之后文艺界领导撰写的文艺政策、方针由于政治原因退出了《中国文学》。这两类文论在刊物上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
图16 《中国文学》1951—1965年译介的现当代文论
第一,文艺界领导写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一般排在期刊的前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代表的是《中国文学》赞助人的文艺政策,对刊物译介的作品起着重要的统领和指导作用。1951年,《中国文学》创刊号译介的首篇文章是周扬的《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为整个刊物定了一个基调,即刊物选登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文艺作品。周扬在文中表扬了一批符合这一思想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后来得到《中国文学》的译介,比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登记》《活人塘》《尹青春》《火光在前》《平原烈火》《李二嫂改嫁》。1958年为了反映国内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刊物译介了邵荃麟的《文艺界两条路线的大斗争》和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0年译介了陆定一的《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第二,研究者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虽然数量很多,但是一般排在期刊的中后部分,通常是为了介绍、解读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家,使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如:1952年第1期开辟的《“五四”以来作品》专栏译介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冯雪峰的《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1953年第1期开辟的《古典文学》专栏译介了屈原的《离骚》和郭沫若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1954年第2期译介了《任氏传》《柳毅传》《李娃传》《南柯太守传》四篇唐代短篇小说及郑振铎的《论唐代的短篇小说》;1962年第4期译介了18首杜甫的诗歌并节译了冯至写的《杜甫传》。由此可见,文论与文学作品密不可分,尤其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它肩负着向国外读者准确传递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任务。
3.作者:当代、古代、现代
《中国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编辑方针对所译介作品的作者身份没有具体要求和限制,但是根据刊物实际的选择情况来看,赞助人是在关注过主要作家作品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再去考虑作者的创作水平及其作品的艺术水平的,这与该时期的文艺总方针有关。《中国文学》赞助人对不同时代的作家的阶级属性有不同的选择需求,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刊物上的重要性不同,“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排序由强到弱依次是当代作家、古代作家、现代作家。
首先,赞助人挑选当代作家的标准依然是看其政治身份,看其作品是否属于“解放区文学”,是否体现毛泽东“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思想。《中国文学》译介的当代作家分为四类:文坛领导、主流作家、工农兵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文坛领导以周扬、胡乔木、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等为代表;主流作家以何其芳、刘白羽、马烽、茹志鹃、孙犁、周立波、赵树理、郭沫若、田间、闻捷、萧三、殷夫、袁水拍、臧克家等在党政军文艺部门工作的作家为代表;工农兵作家以陈登科、申跃中、胡万春、唐克新、曲波、王安友以及新民歌作者等为代表;少数民族作家以蒙古族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乌兰巴干,维吾尔族的木塔里甫、尼米希衣提、铁依甫江,藏族的饶阶巴桑等为代表。前两类作家当中有些是非解放区“左翼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解放区作家”的改造,成为国家认可的无产阶级作家。
文坛领导是《中国文学》赞助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刊物上译介的文艺界领导人的讲话和发言都放在开篇,实际注重的是作者的政治身份和文章的政治重要性。被文坛领导肯定和支持的大批主流作家是文艺界的主力,《中国文学》上刊登的作品也是以他们的作品为主。工农兵作家是在毛泽东“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要求下产生的,他们的写作往往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从根本上顺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少数民族作家是新中国团结和帮助的对象,他们的作品以少数民族的生活改善为题材,成为一支歌颂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创作队伍。“十七年文学”时期《中国文学》译介次数最多的当代作家有:刘白羽、茹志鹃、杜鹏程、管桦、李准、李若冰、柳青、玛拉沁夫、马烽、孙犁。尽管刊物在选择当代作家时已经遵从了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随着形势越来越“左”,赞助人于1965年决定对当代作家“只刊载简历,不做估价”(周东元、亓文公,1999a:386)。
其次,赞助人挑选古代作家的标准是看其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其是否关心人民的疾苦,是否善于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中国文学》译介的古代作家包括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张籍、王建、苏轼、陆游、辛弃疾、王安石、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洪昇、汤显祖、孔尚任等。
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讲话》中指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1991b:862),“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1991a:701),“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毛泽东,1991b:871)。根据这样的文艺指导方针,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其爱国爱民,杜甫的“三吏三别”体现了其关心人民疾苦,《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伟大著作,《桃花扇》表现了爱国主义;而放荡不羁的阮籍和嵇康、婉约的李煜和李清照则是消极落后的代表,他们的作品自然不在《中国文学》的选译范围之内。后来,陶渊明的归隐思想也被视为消极落后,《三国演义》中的忠君思想被视为封建糟粕,所以陶渊明的诗歌(1958年第2期)和《三国演义》(1962年第1-2期)被《中国文学》译介一次后就不再刊用。
虽然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诗歌上有明显的“扬李抑杜”倾向,但是《中国文学》似乎并未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1955年《中国文学》译介了杜甫的作品,直到1960年才开始译介李白的作品。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学》不遵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只是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对李、杜的个人喜好上升至阶级斗争的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掀起批判运动。因此,他的这种文艺观点并未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文学》的赞助人不会刻意去迎合。
最后,赞助人挑选现代作家的标准是看其政治身份是否为“进步的左翼作家”,赞助人会以政治上的对错来评论其作品。入选《中国文学》的“左翼作家”有草明、丁玲、端木蕻良、郭沫若、鲁迅、罗淑、茅盾、柔石、沙汀、冯雪峰、吴组缃、夏衍、萧红、叶紫、郁达夫、张天翼、艾芜、艾青、田间、萧三、殷夫、何其芳等。另外,还有巴金、老舍、许地山、朱自清、叶圣陶、闻一多、臧克家等非左翼作家,由于他们跟“左翼作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被“左翼作家”认为是“进步作家”。他们共同构成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大军,他们的作品与当时的左倾意识形态相符合,被赞助人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列顺序在《中国文学》中显露无遗。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讲话》中特别称赞了鲁迅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中国文学》译介最多的正是鲁迅的作品,首刊的“五四”作品便是《阿Q正传》。
但是从主流意识形态来看,左翼作家在阶级斗争中仍会分化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两个队伍。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案”中,《文艺报》认为艾青等作家的作品“反党”,从而把他们的文学作品“打入冷宫”。《中国文学》只在50年代初刊登了丁玲、冯雪峰、萧乾、艾青的个别作品。另外,朱光潜、戴望舒、沈从文、林语堂和“九叶派”诗人的作品,“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的通俗小说,还有以张资平、刘呐鸥、施蛰存为代表的“海派小说”,与革命主题相差太远,经常受到左翼文人的批评,自然也被《中国文学》排除在外。其他与左翼作家不在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作家,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周作人、朱湘等自由主义文人,尽管他们的文学声誉及作品的影响也比较大,但被主流文坛认为具有“反动思想”,其作品必然遭到《中国文学》的弃用。但是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的时候也有例外。比如:《中国文学》1957年译介了萧乾的散文《草原即景》,这或许与《中国文学》当时遵循“双百方针”有关。《中国文学》1962年第10—11期译介了沈从文的《边城》,这是由于当时的总编茅盾借着“双百方针”提出刊物可以选择一些“无害的作品”,认为“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作品可在介绍之列”(中国文学出版社,[1990]:15-16)。《边城》的译者杨宪益也说,由于那几年的环境较为宽松,才有机会刊发此类作品(李晶,2010:150)。
(二)国际形势的影响：东欧和亚非拉
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直接影响国家间的文学交流程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边倒”政策,在文艺政策和文艺批评上只接受苏联的影响。为了在国际上扩大新中国的合作伙伴,我国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但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学》编辑方针的影响远远低于国内形势对其的影响。
少数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为了配合国际形势。比如:1958年,为“配合反帝侵略中东之宣传”,《中国文学》第6期“临时改目录”,“拟集朝战及解放战争的回忆录”(冯亦代,2000:47-48)。该期译介的文学作品包括曲波的《林海雪原》、李兴业的《独秀峰下的激战》、李元兴的《我的战友邱少云》、戴景山的《美国侵略军的丑态》、何永清的《痛击英军格罗斯特姆》、黄浩的《范费里特的“压轴戏”》。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建交,该年第7期《中国文学》译载了萧三的《古巴,我给你捎句话》、袁水拍的《加勒比海一枝花》和郭小川的《为“诗歌号飞机”送行》三首诗歌。1962年4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我国唐代诗人杜甫列为1962年纪念文化名人之一,纪念其诞辰1250年。《中国文学》1962年4月号译介了杜甫的18首诗歌并节译了诗人冯至的《杜甫传》。
还有与国际形势配合的非文学作品,比如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在塔什干举行,该年第6期《中国文学》译介了郭沫若的《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及茅盾的《给伊拉克共和国作家的回信》。1959年第1期译介了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茅盾和周扬在会上的发言《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和《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全文,还译介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茅盾的《神圣的使命》、刘白羽的《来自塔什干的呼唤》、叶君健的《亚非作家的节日》以及会后来访中国的外国作家的留言。1960年,日本作家团访华,该年《中国文学》第9期译介了日本作家松冈洋子、龟井胜一郎、野间宏撰写的与毛泽东会面的纪念文章。1962年,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举行,茅盾率团出席并做了《为风云变幻的时代的亚非文学的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同年,《中国文学》5月号译介了茅盾的这篇发言全文和叶君健的《他们在开罗会见》专文。
1951—1965年,在国内形势下形成的编辑方针对《中国文学》译介作品的题材和内容给出了具体的指导,但是对作品的体裁和作家身份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这说明“十七年文学”时期,无论作品的体裁或作家的身份如何,首先要做到使作品的题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否则很难获得《中国文学》赞助人的认可和肯定。赞助人主要从题材上对刊物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把关,实际的操作要靠编辑们根据国内形势做出判断。从数量上看,政治斗争密集的时候,文艺创作水平和数量下降,《中国文学》的译介数量却上升;政治斗争放松的时候,文艺创作水平和数量上升,《中国文学》的译介数量却下降。这说明越是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时期,国家赞助人越是会通过大量对外译介作品加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的作品选择主要受国内形势的影响,也有少数作品的译介是从国内意识形态出发去配合当时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为重要内容的国际形势。